想起他，就像想起一位很老的老朋友，不用握手、要輕輕擁抱的那一種。
他是個多好的好老人啊，以至於我們記起他的第一印象是回到家鄉被孩子們揪揪白胡子，笑著問他是哪裏來的客人。有點像又不怎麼像神仙，更像村頭曬太陽的老爺爺、去到花果山遊說孫大聖去天宮的太白金星。
他的風度也酷似那位傳說裏的老神仙呢：什麼都好，怎樣都行——唐朝真是不得不讓人追想的、人類曆史上的黃金時代啊，而他所在著的那個時期，又正是唐朝的黃金時代：物質豐足，文化昌盛，生活狀態很現代，也很國際化，並不失文明教化，還保留了簡樸厚道；人們聽西方音樂，跳西方舞蹈，街上隨處可見些外國人，婦女著低胸裝行走，而男人們動不動就殺身取義，不管在哪兒有多麼荒僻，人人張口就是詩篇……就是在這樣一個寬鬆、自由的環境裏，他做著太子賓客的官，已經年逾八十，性格放曠，也沒有多少拘束，喜歡在長安市肆飲酒放歌，有著前輩劉伶式的“但得飲酒，何論死生”的曠達。
酒喝得差不多了，也不要專車接送，還是騎馬去來，在醉與不醉之間搖搖晃晃的。“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杜甫《飲中八仙歌》）那可是長安街上萬人傾慕的一道風景。他在朝五十年，耳濡目染，黑色的藍色的黃色的紫色的大染缸沒有把他染成什麼色，還是活潑愛美，潔白澄澈，名士風流的本色，實屬難得。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沒有阻擋地進入他的內心——當年寄情筆墨的境界了。
他一生都以成人之美為樂，因此也得到了最大的功德。譬如，他在自己的良心和權利之內，獎掖和拔擢了許多文人，同許多文人交成了朋友，其中和張旭最為友善，這不拘年齡、財富、閱曆甚至才華大小等等一切外部因素的兩個人，又同為“飲中八仙”，經常出入一處，除了喝酒，就是一起寫字，一手草隸寫得是蟲篆飛走，和張旭不相伯仲。兩人經常令仆人背酒，在從前那些隨處可遇的花底深朱戶、細風吹柳絮的時分，像一條條遠涉而來的魚，懷著一枚一枚骨刺，躍馬長安，遊賞民間，隻要見到上好的牆壁，必會揮毫題字，不拘城府。有次碰到一家園林風光大好，他竟不請自入，待到主人聞訊時，他滿不在乎地說：“主人不相識，偶坐為林泉。莫謾愁沽酒，囊中自有錢。”
嗬嗬，到底是才大膽子也大，不但不認為闖人私宅是大不敬，還讓主人別愁招待他，他自己有錢，還請主人來喝……這些很舊很舊的舊事，想起來，像一枚枚含蓄而靜好的微笑。
據《舊唐書》記載，他“每醉，輒屬辭，筆不停書。好事者具筆硯從之，意有所愜，不複拒”。寫完十紙、二十紙，又來十紙，他照樣揮毫，而且筆力不減，毫無倦意，一直到手邊的紙張統統寫完——因為心裏高興。一個真正瀟灑的藝術家。時過境遷，類似這樣的文人趣事，除了讓人悠然神往之外，也讓人為此歎息不已。穿越一個個曲折的芬芳之地，我們渴望回到那裏去，在早已剝落了浪漫色彩的記憶裏，我們曾經是那麼容易地可以啜飲到昔日繁華孳生的甜美！書法和詩歌，在過去的時段裏，在過去文人的舉止上，是怎樣一種渾然的融合與灑脫。那些曾經失去主人的、連我們也再收複不了的失地裏，是怎樣一年一年風雲暗湧，豐美無比。回過頭來，我們推測，按照當年他瀟灑而意氣風發的行為舉止，肯定興來一揮百紙盡，他留在人間的墨跡一定不會少吧？他是唐朝詩人中多麼有意思的人物啊。在杜詩的《飲中八仙歌》中第一個上場的就是他，和後麵的“飲中七仙”比起來他是年紀是最大的——比寫了他的杜甫大五十三歲，差不多是杜甫的爺爺輩。
他的壽限也像神仙：一部分人推斷他卒八十六歲。一般的詩人政治才能比不過他，也活不過他——他們有的有意投水，有的無心醉死。
那個著名的被傳醉死的詩仙就是他發現的呢——是他推薦了李白。
他好酒、好書法、好作文，更好交友。當年大詩人李白帶著夢想來到京城長安，在紫極宮的紫氣煙霞裏與他相見——他當時任朝廷大員，還是擁有“太子賓客、國子四門博士、太常博士、太常少卿、禮部侍郎、集賢院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右庶子、侍讀、工部侍郎”等一大堆耀眼頭銜的“著名學者”和“學術權威”，可以說，在唐朝詩人中，他的官階和地位是沒有人能比得過的，卻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接見這位初出茅廬混生活的小作家，也實在不簡單。他一眼瞥見仙風道骨的李白，又看了其要他指教的新作《烏棲曲》：“姑蘇台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含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說實話，這詩應該還沒有體現出李白的最高水平和獨有風格，但賀老就已經“歎賞苦吟”，說“此詩可以泣鬼神矣”，對李白的讚許毫不吝嗇。後來李白又拿出力作《蜀道難》，還未讀完，他已經再三再四地稱頌不已，直呼其為“天上謫仙人”——一個著名的老詩人對一個無名的年輕詩人作如此由衷和誇張的讚美是件多麼不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