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他會騎著一匹白色或紅色的馬四處走動，看到不平之事，立刻拔出手中的劍，並不吝惜流出自己的少年血；如果遇到老弱病殘之人，他還會毫不猶豫丟下隨身而帶的所有銀兩，然後大步流星毅然離去，並不說出姓名。因此，在他還不到十八歲的時候，在家鄉就贏得了“樂善好施，劫富濟貧”的美譽。
其實他的武功並不見得有多高強，但與生俱來的傲骨與凜然正氣往往使他不怒自威。他曾經與一個劫匪比劍，劫匪的允諾是，如果他贏了，劫匪就把所有劫來的錢財物歸原主。他答應了。劫匪先拔出了劍，他也開始拔劍，所不同的是他拔劍的動作非常緩慢非常沉穩，他氣宇軒昂，毫無畏懼。而武功比他高許多的劫匪看著他拔劍的動作，看著他的劍一點一點地露出它的鋒芒，心裏開始發毛，開始恐懼，他懷疑麵前這位意氣風發的少年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手。就在他劍出鞘的那一瞬間，劫匪撲通一下跪倒在他的麵前。劫匪承認自己輸了，願意把劫來的財物全部歸還，並發誓永生不再做劫匪。
這樣的一種又辣又溫存、一點就著、“劈啪”燃燒的氣息，直接影響到了他成年之後的詩歌創作——不可能影響不到。
十八歲了，他突然再不回頭地長大，一步步入人生的正常軌道——他開始閉門謝客，發奮讀書。是有那樣的時刻的，無論是哪一個，那有如神賜的時刻。
到底是大才，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四書五經、諸子百家他已經爛熟於胸，當然他最喜歡的還是陶淵明的詩歌，因為他骨子裏同那位先賢一樣，流淌著一種對自由的渴望。
二十歲是出發的年齡，那一年父母打算為他舉行盛大的弱冠禮，他拒絕，就在他二十歲生日那一天，他仗劍去國，辭親遠遊，收拾行裝開始向一個陌生的地方出發。
那個陌生的地方就是長安。他告訴父母，他要考取狀元。
長安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在這裏，他是一個地方名人，一個才子，一個俠客。在那裏，他什麼也不是，因為長安有太多的名人，太多的才子和太多的俠客。初到長安，領略了京城的新鮮與刺激之後，他很快產生了一種被淹沒的感覺，有那麼一瞬間他感到很茫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像人要睡下了，劍卻無處安放。
像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虔誠的文學青年一樣，他把自己的詩文裝進雪片似的信封，寄往長安各界的名流，企圖得到上流社會的賞識和認可。可惜，在當時的長安，像他這樣蹭蹬不遇的文學青年太多，他所寄出去的詩歌全部石沉大海，杳無音信……可惜了那些鼓滿充沛辭氣和光芒之美的好詩歌。
於是，他用一百萬錢買了一把琴，吸引來眾多觀賞者之後，卻並不撫響，而是當場摔在地上，把自己的詩文散給了大家。一時間，頌讚無數，他一夜成名。這無可厚非——他並沒有做殺人越貨的勾當，隻是用自己的錢買了一把琴、又把自己的琴摔壞了而已。而且，他想要人們了解他劍光凜凜的詩，其實還是想做成他傾身報國的俠。
然而，隨之而來的“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日子並不是他想要的，黃金白璧也被他像丟一片腐敗的菜葉似的丟在腦後。
如此一來，人們看他，又如同當初人們看他摔琴，以為隻是一次心血來潮的行為藝術，或者幹脆是一次矯情。誰來？誰來理解他？這個一門心思、時刻想著拔出自己匣中劍的人？他知道，不管國家有多麼富饒或貧窮，人民多麼安居樂業或痛不欲生，真正主導國家命運的，永遠是上層建築。“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要實現自己為黎民蒼生造福的願望，上層，是最終目的地。
好在，武則天賞識他，破格提拔了他，不久以後他就做了右拾遺。
但對於他思想新銳、鋒芒畢露，尤其是批判的犀利，她也毫不留情予以打擊——領導總是更喜歡乖乖聽話的奴才，對此，你一點辦法都沒有，因為你若當了領導，和他（她）未必有什麼不同。她當政期間，為鎮壓反對派，大力起用酷吏，他就直言明諫，她就大為光火。武則天的侄子武三思看在眼裏，設計陷害他入了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