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製製度的弊端既危險，又巨大，“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黃宗羲語）。秦隋兩朝，二世而亡；梁武帝唐明皇及身國衰；曆代各朝，一統天下沒有超過300年的，且都敗相早現，過中即衰。那麼，當代的管理者該如何克服幾千年來專製思想的影響，如何在專製與民主之間找到一個製衡點，構建自己的企業文化和管理模式呢？
中國的領導者是很容易專製的，一不小心就會成為一個專製的管理者。這實在不是某些管理者有意而為之。追本溯源，中國長期實行專製統治的曆史根源在於小農經濟。小農經濟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以個體家庭為基礎，並附著於一定麵積的土地上，相對封閉、自給自足、自成一體，每個家庭都儼然一獨立王國。這樣一來，就必然在政治上導致君主專製。那麼，沿襲下來，管理者的專製也就不足為奇了。
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後，日本占領了遼東半島。當時旅順、大連的某些老百姓卻顯示出一種麻木。日本人因此對中國老百姓有無愛國心多有評論，這引起了國內知識分子的關注和議論。其中以梁啟超的看法引人注目。他認為中國人從來沒有國家觀念，所以不具有愛國思想。為什麼呢？他說，中國從家天下開始的那一天起，直到清朝，沒有出現過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國號，而隻有朝代名稱。所謂中國，隻是人們對地理區域和華夏族文明形態的劃分，或是外國人及其他少數族對華夏族的稱呼。朝代名稱是王朝的稱號，如李唐趙宋之類，一朝一姓，不是國家的名稱。國家的歸屬同國民毫無關係，而隻是一姓一人是否實際擁有。
梁啟超的看法可與顧炎武的名論“亡一國即亡一姓”相印證。中國曆史的遞嬗流變，成者為王，敗者為寇。老百姓把政權的更替認做一姓覆滅，一姓興起，而不是國家的滅亡。平心靜思，在近代民族主義、民權主義發達以前，我們中國人有過一個正式的國家名稱嗎？是唐宋，是三皇五帝，是夏商周，是秦皇漢武還是元明清？如果中國國民麻木到連自己的國家叫什麼名稱都不知道，其罪責並不在老百姓，而隻能歸罪於家天下專製統治的惡果。按照梁啟超的看法，順藤摸瓜，國民性中那些醜陋不堪的東西，也應是專製的罪惡所促成。
中國家天下皇權有一些本質特性。一是皇權神聖不可侵犯，下不可以犯上，臣不可以弑君，否則就是亂臣賊子，必須加以天誅天討，以正典刑。二是擁有統治一國，包括統治社會之權。三是皇權的絕對性，皇權決不可以讓渡，決不可以分割。四是皇權封閉，皇權所能到達的一切地方，即是一己之私的分內之統治，他人不得幹預。五是法律為一朝一姓之私法，非天下之公法，以之繩正天下，但專製者一人不受法律的約束。六是皇權的專斷，不受監督也不負責任，有權利而無義務。中國家天下形態及其特性直接影響國民本體的存在和國民性的形成，其間的轉換關係，是專製權力對全社會的從嚴控製。
一般而言，作為社會基本成員的國民是社會的主體，國民組成了社會。如果國民享有主體的權利和自由，得以獨立的活動，社會也可能有獨立發展的形態，表達正常的群體組織功能，為其成員的福祉和進步起推進作用。對於政治權力，這樣的國民和社會首先考慮的不是它的有效性或較大的實現程度，而是看其是否合乎社會存在的目的。這是一個常態社會裏，百姓、社會同政治的關係。我們說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是畸形的，道理就在於中國政治裏，百姓和社會既不是主體，也沒有獨立的存在，而是專製權力意誌實現自身的產物。這就是說，國民和社會是按專製者的目標來塑造的。
在家天下專製政治權力範圍內，專製者對臣民、政治對社會有占有之權，有統管一切的權力。“光有天下”，“大有天下”，“君臨天下”，“天生民而樹之君”，說的都是王權和絕對皇權對臣民、對社會的主權擁有。專製者是臣民、社會的主宰者，有扼控一切的地位。一人為主，天下為客，社會與臣民被置於客的地位。主客之間界限攸分，甚於鴻溝。專製君主自稱朕。其統治天下叫做禦宇、禦國、禦極，把天下當做馬來駕禦。於是派生了一係列專用名詞：禦旨、禦用、禦覽、禦駕、禦道、禦醫、禦膳等等，不一而足，都是專製者絕對權力的體現。專製君主對臣民、對社會的主從、領屬關係，不僅表達了其法力無邊的主權、占有權和統治權，而且利用這種主客界限的分屬，鞏固自己的權力，削弱並控製臣民、社會的行為和力量。
對於專製者個人而言，他個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臣民和社會的任何積極的活動，都是對專製統治的危害。以一人之力對付全社會，對付所有社會成員的活動，專製者不會高枕無憂，而必須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其有效的控製手段是嚴明主客界線，使之涇渭分明、黑白不亂。這種主客界線是絕對的。不僅主與客、主與從、主與奴、占有和被占有、支配和被支配、統治和被統治判然有別，而且決不允許客的一方即人民、社會按自己的意誌自在自為，或參與主的一方的活動。主的一方，作為權力所及的統治內容，在史書裏叫做“人君之事”，又叫國體、國本，決不容許他人幹預、擾亂；否則被視為大逆不道，罪在不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