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為什麼奕山在向道光帝上奏的時候不說實話呢？事實上奕山他們不撒謊也不行，因為謊言掩蓋不住真相。於是他們就隻好用新的謊言去彌補舊的破綻，然後再用更新的謊言去做手腳。至於這個謊撒到什麼時候是個頭，大約他們心裏也沒有底，也就是做一天將軍撒一天謊吧！
而那時的實情是地方上的每一個方麵大員都知曉麵對的實際情況，並且心知肚明這樣下去的後果。當時的另一個大臣怡良在一封私函裏說：“夷務不可為，閩事更不可為，兵不可撤又不可留，真無如何！”但也隻是在私函中說說而已。其實，說白了，也就是向上級彙報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要說出實話就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了，因為畢竟誰也不想拿著身家性命來為自己彙報時候的實話負責。
實際上，幾乎所有親身接觸前方戰事的官員都有一個由“剿”而“撫”、由“鷹派”而“鴿派”的過程。怡良如此，顏伯燾如此，琦善、伊裏布、楊芳、奕山，以及後來出場的耆英、牛鑒，也如此。耆英在盛京將軍任上、牛鑒剛剛出任兩江總督時，也都是唱高調的。但等到耆英行至浙江、牛鑒兵敗吳淞後，兩個便變成“主撫派”的頂尖人物了。
問題的根本在於他們誰都不說實話。因為誰說誰是“漢奸”，誰說誰是“奸臣”，誰說誰是“賣國賊”！要知道，他們畢竟是封建專製社會時代的人，沒有言論自由的製度，在每個人的頭腦裏都設定了一個哪些話可以說、哪些話不可以說的程序，也設定了一個保持“輿論一律”的基調。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個基調就是：大清帝國是蓋世無雙的，大清江山是固若金湯的，大清軍隊是戰無不勝的，而大清皇帝是永遠聖明的。因此，一切來犯之敵都是應該而且可以“迎頭痛剿”的。是啊，大清帝國是“天朝上國”，那英吉利則不過“蕞爾島夷”０夷”已不足畏，何況乎“島夷”？所以，誰要說“夷務不可為”，那他就必是“漢奸”無疑！那麼，誰又敢拿自己的腦袋開玩笑？
那麼，奕山等人一開始就不撒謊，就說實話，不行嗎？不行！專製製度決定了一個官員隻能看著萬歲爺的臉色說話，甚至看著頂頭上司的臉色說話。他們想聽什麼，就說什麼。不想聽的就不說，瞞著。實在瞞不住，就撒謊。再瞞不住，就再撒謊，惡性循環。
所以，奕山等人不但要撒謊，而且隻能朝著一個方向撒，即掩蓋敵方武力的強大和氣焰的囂張，而不是相反。按說，打了敗仗，為了推卸責任，是應該誇大敵情的。但奕山等人並沒有這樣做，反倒一再說“逆夷”如何“情詞恭順”，如何“訴冤叫屈”，如何“卑躬屈節”。因為萬歲爺就好這一口。而且，不明真相的朝野上下也都好這一口。
那麼，問題就出現了：大清王朝的君臣為什麼都喜歡聽這種話呢？為什麼在向上級彙報的時候不能說實話呢？
易天中教授在其著作《帝國的惆悵》中還深刻地揭示到：眾所周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民族都沉浸在一種“天朝大國”的良好的自我感覺之中。在我們看來，人類居住的這個地方，叫“天下”。天下的中央住著我們，叫“中國”。中國的皇帝是天的兒子，叫“天子”。天子的王朝是最偉大的，叫“天朝”。天朝的臣民是最優秀的，叫“華夏”。周邊那些國家因為離天子太遠，無法接受天朝的禮樂教化，因此不開化，是野蠻人。“華廈”和“蠻夷”之間，是“君臣”關係，或“文明人”與“野蠻人”的關係，根本就不平等。“蠻夷”到“中國”來，要麼是來“朝貢”的，要麼是來“觀禮”的，要不然就是來“乞恩”或者“喊冤”的。因此“天朝”無“外交”，隻有“理藩”。直到耆英等人簽訂城下之盟時，使用的也仍是“恩準”字樣。
然而不說“恩準”是萬萬不行的。不說，就是“大不敬”，就是“賣國賊”。同樣，不說“逆夷”“聞風懾服”，“實無能為”也是不行的。不這樣說，就是“膽小鬼”，就是“助夷氣焰”，就是一屁股坐到敵人那邊去了，誰敢擔這個罪名？也就隻好說“夷不足畏”。
於是，官員們在向皇帝上奏的時候就隻能把實話爛到肚子裏，然後用連篇累牘的謊話奏報給上級。
以點帶麵，可見在一個固定體製中，作為下屬作為臣僚，隻能夠揣摩上意，斟酌自己的奏折言辭，而實話嗎，反倒成為考慮的次要了。
在現代的商業社會中，下屬在向領導者彙報工作的時候，也是顧忌重重的。因為人的劣性之一就是喜歡聽好話，尤其是上位者，更喜歡聽一些歌功頌德的話語。這也就是曆朝曆代、任何一家企業、單位都無法杜絕小人、諂媚之人的原因之一。
正因為彙報容易實話難得，所以管理者在麵對下屬的時候，一定要明察秋毫，思己及人，力求做到察納雅言，不以個人的好惡而決定事情，對事不對人，體察下級的難處，體會他們的一片忠心。隻有這樣，下屬在彙報的時候，才不會隻報喜不報憂，才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企業也才能夠不斷地向前發展進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