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都是錯綜複雜的，也是撲朔迷離的。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帝王們總是要用道德文章來掩蓋爭權奪利時的鮮血，曆史的真相每每湮沒在謊言之中。帝王如此，那麼帝王手下那些數不清的官僚又是什麼樣子的呢？一言以蔽之，實話難得一說，表麵文章下功夫。
自古以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都是錯綜複雜的，也是撲朔迷離的。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中國的曆史無不由勝利者來書寫，為了營造自己的正麵形象，帝王們總是要用道德文章來掩蓋爭權奪利時的鮮血，曆史的真相每每湮沒在謊言之中。帝王如此，那麼帝王手下那些數不清的官僚又是什麼樣子的呢？他們在麵對帝王的時候，是否都是那麼的直言不諱、忠心耿耿呢？是不是所有的下屬都能做到對自己的上級忠心不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呢？
國人都知道鴉片戰爭是中國人的恥辱。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的槍炮聲成為清朝政府永難抹去的恥辱。但那背後的故事又有多少人知曉？那些清朝的大臣和皇帝又在這場戰爭中做了些什麼呢？
重溫那段曆史，我們看到的是清廷皇帝根本就不知道前線戰場上所發生的事情。宣宗寧（年號道光，史稱道光帝）所聽到看到的下麵大臣的上奏，真實成分微乎其微。廈門大學教授易中天先生在《帝國的惆悵》中曾言道：就在廣州城降旗高掛的5月26日，欽差大臣奕山給道光帝上了一道奏折，曆數清軍在5月23日至25日的“赫赫戰功”，宣稱擊沉、焚毀英軍輪船、兵船各1艘。6月4日，即停戰協定達成9天、英軍退離廣州之後，奕山等人又上一折，聲稱英軍頭目在城下“免冠作禮”，懇請“大皇帝開恩，追完商欠，俯準通商”。隻要給他們這兩項“恩典”，“英夷”們就“立即退出虎門，交還各炮台，不敢滋事”。而其實所謂“商欠”，就是600萬兩白銀的“贖城費”，奕山等人早在5月31日就交給英軍了。通商則早是事實，奕山和先期到達的參讚大臣楊芳等人早就默許，不聞不問，隻不過道光帝還蒙在鼓裏而已。於是，這個冤大頭皇帝便在上諭中“寬宏大量”地說，那些野蠻人原本“性等犬羊，不值與之計較”。現在，天朝已略示薄懲，英夷又作禮乞恩，你們辦事也不容易，那就恩準通商、賞還商欠吧！奕山一看謊言生效，又在7月14日出奏，聲稱“英夷”聽宣，感恩戴德，“額慶歡忭，免冠感伏，聲言永不敢在廣東滋事”。這個結果，雖然離“片帆不返”、“一鼓蕩平”相去甚遠，但“永不滋事”還是皇帝願意聽的，奕山等人豈有不加官進爵之理？
而其他在向皇帝上奏的時候或多或少說了點實話的人呢？楊芳和奕山被派到廣州之前，他們的前任琦善已被罷免，這當然是楊芳和奕山的前車之鑒，何況同時還有一道“明發上諭”。在這道諭旨中，道光帝痛斥琦善的“辜恩負國”和“喪失天良”。道光帝說，琦善“被人恐嚇，奏報粵省情況，妄稱地利無要可扼，軍械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摘舉數端，危言要挾，更不知是何肺腑！”事情很清楚，既然如實陳詞是“危言要挾”，實事求是是“辜恩負國”，實話實說是“喪失天良”，那麼，楊芳和奕山除了撒謊、編謊、捏謊，又還能有什麼別的選擇呢？
相比較而言，奕山的運氣要好得多。當然，他撒謊的本事也大得多。奕山的“代表作”是他6月4日的奏折。這道奏折的背景，前麵已經講過，是5月24日英軍進攻廣州，25日全部登陸完畢，當日即占領越秀山炮台，置廣州城於其野戰軍炮口之下，26日奕山向英軍求和，27日達成停戰協定，31日付清全部賠款。現在要做的，是如何誘使道光帝批準已成事實的賠款與通商。
於是奕山編了一個故事。奕山說，據守城士兵報告，城外有夷人向城內招手，好像有什麼話要說。參將熊瑞探頭一看，見有夷人頭目數人，用手又指天又指心的。熊瑞不懂，叫來翻譯詢問。這才知道，這些夷人要求見大將軍，說是“有苦情上訴”。總兵段永福聽了，便大喝一聲道：“我天朝堂堂大將軍豈肯見你？奉命而來，惟知有戰！”該夷頭目一聽，就摘去軍帽，屏退左右，把所有的武器都扔在地上，望著城牆就行禮。我方翻譯官就下城去問他，說你們這些家夥抗拒中華，屢肆猖獗，到底有什麼冤抑？原來，英夷是靠通商過日子的。如果不準貿易，貨物不能流通，“資本折耗，負欠無償”，那就沒法活了。隻因“兩邊炮火轟擊，不能傳話”，隻好跑到此地來，“求大將軍轉懇大皇帝開恩，追完商欠，俯準通商”，夷等保證立即退出虎門，交還各炮台，再也不敢惹是生非。
這當然是無中生有，信口雌黃，顛倒黑白，勝敗戰和的關係完全反過來了。賠款求和的敗將成了擺譜端架子的，而且“奉命而來，惟知有戰”！手持利器、咄咄逼人的強盜反倒成了苦苦求情的“冤民”，而且可憐兮兮。這可真是從何說起！但那細節，卻又“真實”得不能再“真實”。又是“指天指心”，又是“免冠作禮”，又是“屏其左右”，又是“盡將兵仗投地”，其間還夾雜著諸如“向城內招手，似有所言”和“熊瑞不解，即喚通事詢之”的情境，不由人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