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管理角度來說,全麵聽取各方意見,重點是在聽取下屬的反麵意見,多聽聽反麵意見可以團結有不同意見的下屬,讓他們找到一定的渠道宣泄的意見,這就能化解組織內部的矛盾。

可是人們總是從內心排斥不同意見,所以能聽取不同意見需要努力才能實現。對於能幹的部下來說,領導樂於聽取不同意見會更加有意義,因為他們有自己的納諫之門,則一定會更積極、更大膽地獻計獻策,會更勇敢地糾正領導的過錯,更自覺地提出改進工作的建議。

反之,如果領導一聽到反麵意見就大皺眉頭,甚至對獻策的人假以辭色,乃至打擊報複,不接受部下的建議或批評,其部下的積極性的發揮就會受到限製。我們來看看沈陽飛龍保健品有限公司總裁薑偉先生的例子。

自從薑偉先生接手飛龍公司後,幾年時間裏,飛龍公司一飛衝天,薑偉總裁也當選為“中國十大傑出青年”。但幾年過後,飛龍相繼遭受了股港在香港的上市失敗、國家藥監局處罰飛龍“偉哥”等重大事件,飛龍公司的企業形象和產品受到致命的損害,至今已名存實亡……無力回天。究其原因,這與薑偉總裁不能廣開言路,聽取多方意見有關係。

公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薑偉總裁的營銷政策與方針總是朝令夕改,早已令屬下無所適從。公司員工多次進諫,卻屢屢被拒絕。在這樣的情況下,各分公司的負責人開始麻木、消極、機械地執行總公司的指示,成功了不高興,失敗了也不擔責任,主人公的意識所剩無幾。這一年,薑偉總裁未跟任何人商量,突然決定將延生護寶膠囊的目標人群定位由男性改成女性。一時間,全國各分公司、各地經銷商及消費者陷入一片混亂之中,不知道飛龍原本說的適用於男性的產品到底適應於誰,是男性還是女性?男的是壯陽,女的是補陰,是兩碼事兒!但薑偉堅持修改,從而造成經銷商大量退貨及市場產品銷量下降。

當時,飛龍公司幾乎每天都有幹部會。每次會上,又幾乎都是薑偉總裁一個人在滔滔不絕地講話,有時從早8點一直講到晚8點。而在薑偉總裁巡視分公司的時候,在甲公司的講話及所定的政策,到乙公司後又推翻了,弄得公司秘書哭笑不得。在飛龍公司,從幹部到員工,對薑偉是又愛又“恨”。可不管怎樣,公司都已是回力無天了。

中國的管理者每天要處理的事情和做出的決斷都不少,而來自不同方麵的建議和意見也會很多。管理者們首先學會去做的就是聽取和篩選不同的建議和意見。他們不僅要求自己虛心接受建議,而且更側重於聽取不同的意見,他們絕不會把反麵意見當作耳邊風,更不會對之反感,因為他們知道忠言雖然逆耳,但有利於組織管理,聽反麵意見是有利於管理的。正因如此,他們成功了!

中國人在與人交往的時候最講究察言觀色了,對此西方人就不太理解,話是用來聽的,又不是用來看的。人家說話你好好地聽就行了,為什麼還要看人家呢?中國人卻都心領神會,這個話嘛自然是要看看人家是怎麼說的。聽話,那隻能聽別人的,跟著別人走了,看話,才能看出自己的東西,不至於被人牽著鼻子走。大家都習慣於看話的原因就在於中國人常常隱藏自己,逢人隻說三分話,不在最後的關頭是不會明確表達出自己的傾向的,這樣既可以保護自己,也防止了別人韓非子像順著自己的好惡去辦事。

先秦法家代表韓非主張,君主在聽取臣屬談話時,要采勸去好去惡”的方術。“去好去惡”的意思就是靜靜地傾聽,不要顯露出自己主觀的好惡傾向。

韓非認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都為自己打算。臣屬為君主做事,也是為了私利,舍生忘死……赴湯蹈火的目的也不過是為了加官晉爵或流芳百世。既然臣屬的所為,最終目的是滿足私欲,那麼,為君主做事便僅僅是手段而已。君主手中握有殺生予奪的大權,要想得到好處,就需要取得君主的好感。為此,順應君主的好惡意向,順水推舟,見風使舵,就成為一般臣屬的行為準則。所以才會出現“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的現象。由此可見……臣屬都是按君主的意向行事的。

既然如此,君主在聽取臣屬彙報時,就要十分謹慎。當涉及到有關的人和事時,如果輕易地外露好惡意向,那麼,臣屬就會按君主的意向亂說一通,將真實情況掩蓋起來,這樣,君主便失去了區分臣屬忠奸的依據。“人主欲見,則群臣之情態得其資也。”因此,韓非主張君主實行“無為”之術,隱藏自己的好惡,凡事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看見也像沒看見一樣,知道也像不知道一樣,不表現出任何主觀好惡,如此,下屬就無從揣測君主的想法,在不知管仲像道君主思路的條件下,便隻得如實彙報,道出實情了。

齊桓公對服飾有自己的偏好,他喜歡穿紫色的衣服,上朝或會客常穿紫色的衣服。大臣們察覺到齊桓公這一愛好後,為討好逢迎桓公,便也紛紛穿上紫衣,這樣,不多久全國上下就到處變成了一片紫色。商販們也趁機抬高了紫衣的價格,買一件紫衣相當於普通百姓好幾個月的收入。齊桓公覺得全國都穿紫衣,太過於奢侈,於是便想製止這一風氣的蔓延,可是一直苦於沒有良策。管仲看出齊桓公的想法與自己不謀而合,於是瞅準了機會對齊桓公說:“大王,隻要您明天朝見群臣時,故意表現出對穿紫衣的人十分討厭就行了”。齊桓公很奇怪,不明白管仲的用意何在。第二天,齊桓公上了朝,看見幾個穿紫衣朝服的大臣們正在孤芳自賞,煞是得意,於是就皺起眉頭說:“你們天天穿紫衣煩不煩啊,你們穿不膩,我可看膩了,離我遠點兒!”從此,朝中再也沒人穿紫衣了,民間紫衣之風也漸漸散去。至此,齊桓公才真正明白了管仲的用意,自己無意間成了他們的風向,解鈴自然還須係鈴人。

下屬總是會投上司所好,都想通過種種方式討得上司的歡心,防止他厭惡自己,從而保證自己日後獲得提升的機會。不過領導者隻要分寸把握得好,像齊桓公這樣隱藏自己的好惡,下屬也就無可乘之機了。

中國的領導者去好惡的方法,並不是一味地板著麵孔,對下屬的喜怒哀樂無動於衷。在很多場合,中國的領導者都是以下屬之憂為憂,以下屬之榮為榮的,也就是明確的表示了自己的情感。但是同時,在必要的時候,他們又隱藏起自己的好惡,盡量不讓下屬鑽了自己的空子……

在古代,中國人常行的是三跪九叩之禮,動不動就要下跪;而在西方,大家通常行脫帽禮、鞠躬禮,很少下跪。古時候人很奇怪這些洋鬼子為什麼見了大臣和皇帝都不知道下跪,最後得出了一個結論:他們的膝蓋是直的,不會打彎兒。的確,西方人不僅膝蓋不會打彎兒,思想也很少打彎兒,黑就是黑,紅就是紅,YES就是YES,NO就是NO。而中國人對於棘手的問題卻很少給出明確的答案,一個“難說”就化解了。“難說”自然是不好說,可以這麼說,也可以那麼說,具體怎麼說就適時而定了,給自己留下了足夠的餘地。所以遇事不妨拐個彎,直線走不通就走曲線,當曲線首尾連接起來變成一個圓的時候,自然也就通了,這就是所謂的圓通。

漢代公孫弘年輕時家裏很窮,後來卻官至丞相,很受漢武帝器重,尊極一時,但是依然過著十分儉樸的生活,飯桌上常年隻有一個葷菜,睡覺也隻蓋普通的棉被。就因為這樣,大臣汲黯向漢武帝參了一本,批評公孫弘位列三公,有相當可觀的俸祿,卻隻蓋普通棉被,實質上是使詐,目的不過是沽名釣譽罷了,以騙取儉樸清廉的美名。

漢武帝便問公孫弘:“汲黯所說的都是事實嗎?”換了常人,一定恨得咬牙切齒,我節我的儉,別人憑什麼說三道四的。況且你的判斷也純粹屬於主觀臆斷,你又不是魚,怎麼會知道魚樂還是不樂呢?大臣們都認為公孫弘一定會極力辯駁,正在大家等著看好戲上演的時候……公孫弘卻出人意料的回答道:“汲黯說得一點沒錯。滿朝大臣中,他與我交情最好,也最了解我。今天他當著眾人的麵指責我,正是切中了我的要害。我位列三公而隻蓋棉被,生活水準和普通百姓一樣,確實是故意裝出來的,想賺一個清廉的好名聲。如果不是汲黯忠心耿耿,陛下又怎麼會看清我的真實麵目呢?恭喜皇上能有汲黯這樣忠誠直諫的大臣啊!”漢武帝聽了公孫弘的這一番話,反倒覺得他為人謙讓,以後就更加尊重他了。

公孫弘聰明就聰明在他沒有強辯是非,而是繞了個彎子,走了另一條路。他麵對汲黯的指責和漢武帝的詢問,一句也不辯解,並且全都承認,這至少表明自己“現在沒有使詐”。由於“現在沒有使詐”被指責者及旁觀者都認可了,也就減輕了罪名的分量。接著對指責自己的人大加讚揚,認為他是“忠心耿耿”。這樣一來,不僅麵對了現實,同時也保全了各方的麵子,同時也給皇帝及同僚們這樣的印象:公孫弘確實是“宰相肚裏能撐船”。既然眾人有了這樣的心態,那麼公孫弘就用不著去辯解沽名釣譽了,因為這不是什麼政治野心,對皇帝構不成威脅,對同僚也構不成傷害,隻是個人對清名的一種癖好,無傷大雅。

假設公孫弘一根筋強到底,非跟汲黯辯出個是非黑白來,那隻會越描越黑。大家想想,事先汲黯已經指責他“使詐以沽名釣譽”了,無論他如何辯解,旁觀者都已先入為主地認為他是在繼續“使詐”。而皇帝要是看到他麵紅耳赤、唾沫四濺的樣子,都不用別人證明,他自己就把自己送進套子裏了,這麼一個功利心極強的人,怎麼可能少私寡欲呢。

所以有時候不妨走走曲線,做事老是一條路走到黑,往往不利於問題的解決。就好像1977年美國爆發了一場著名的“抵製雀巢產品”運動,因為有證據表明,西方跨國公司任意銷售的奶粉導致嬰兒營養不良。美國嬰兒奶製品行動聯合會的會員到處勸說美國公民不要購買“雀巢”產品,批評這家瑞士公司在發展中國家有不道德的商業行為。對此,雀巢公司隻是一味地為自己辯護,結果遭到了新聞媒介更猛烈的抨擊。整個危機持續了10年之久,正如美國新聞記者米爾頓·莫斯科維茲所言,“抵製雀巢產品”運動是“有史以來人們向大型跨國公司發起的一場最為激烈和最動感情的戰鬥”。直到1984年1月,由於雀巢公司承認並實施世界衛生組織有關經銷母乳替代品的國際法規,國際抵製雀巢產品運動委員會才宣布結束抵製運動。

其實這場產品抵製運動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問題出在這家大型的跨國公司對所提出的問題都采取了冷漠的態度,未能盡早地注意到社會公眾的合法要求,隻是一味地強調所謂的科學性和合法性,結果非但沒令人感到公司關心社會公眾提出的問題,相反還給人留下了公司不肯讓步的壞印象。顯然,這樣的直線道路是失敗的,如果他們能先不論究竟誰是誰非,早點停止辯解,換一個姿態出現在公眾的麵前,恐怕也就不會僵持這麼久了。

中國人對模糊的概念使用得是最為到位的了。的確,世界上很多事情並沒有明確的分水嶺,就好像中國的八卦圖,陰陽是用曲線而不是用直線割開的,好像是陰的地方卻是陽,而看似是陽的地方卻是陰。中國的管理者充分地領悟到了這一點,所以遇到棘手的問題時不會死心眼兒地往死胡同裏紮。凡事都愛打打太極,行不通的時候不硬闖,收回來再從別的地方打出去……畫出一道道美麗的曲線,再把它們連成一個圓,以圓為手段,最終達到通的目的。

作為一個團隊的領袖,受大眾至少是團隊內部成員的關注程度肯定會高於一般人。而有些人可能對情況不怎麼了解又喜歡亂下結論,甚至有時候會有一些莫須有的罪名加到頭上,這時候你去辯解反而會讓人覺得你心中有鬼,即便最後得到澄清也極可能給旁人一種不好的印象……更何況有時候你無意之中真的會犯一些錯誤。對沒有的事情不置可否,事情終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那時候你不是可以得到更多人的尊敬嗎?

中國有句老話:“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至之,天下順之”。我們的老祖先吃透了這個道理,總是不放過任何收攬人心的機會。可是什麼才是最有效的辦法呢?大多數的領導者都用自己的行動向世人證明,隻要充分發揮以身作則、身先士卒的個人魅力,得到下屬及百姓們的擁護,那麼離得天下的日子也就不遠了。

在新野之戰中曹操吃了虧,感覺自己威顏掃地,麵子上掛不住,於是大罵不已:“諸葛孔明這個老匹夫,他還真有膽,居然敢跟我唱對台戲,看我怎麼收拾他。”當即就要發兵攻打樊城。氣歸氣,可是曹操不會意氣用事,打一場毫無準備的仗,他決定先和劉備打一場心理戰……曹操先派去了使者嚇唬劉備,說自己的軍隊如何如何的強大,捏死他就像捏死一隻螞蟻一樣容易,勸他還是趁早投降為妙。

曹操想從精神上瓦解劉備的意誌,誰知劉備根本不買賬。劉備從來不逞一時之氣,心裏盤算著自己能打就打,打不贏就跑,就是不投降,你曹操能奈我何。但是就在劉備決定撤退的時候,突然想到:如果我劉備跑了,百姓怎麼辦?曹操這個人沒什麼人性,萬一來個屠城,我劉備像怎麼對得起這些百姓埃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決不能留下百姓,我可以沒有城池,但是不能沒有百姓,於是劉備決定帶上百姓們一起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