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殷先生半個世紀的生命曆程恰恰就是他上述人生學說的現實化過程。當他還是湖北黃岡龍山鎮的少年時，就表現出他的倔強和叛逆性格。在校讀書期間，他又顯現出對真理近乎狂熱地追求，於是才有他對邏輯的摯愛，以一中學生的才力對《邏輯基本》一書的翻譯，尤其是得到金嶽霖先生的接納，成為金先生的弟子。其後，經過戰火中的顛沛流離，殷海光先生得以就讀於西南聯大，得到了係統的學術訓練。殷先生的這些求學經曆，充分展示出他對知識之“真”的執著追求。其次，殷先生無論在其作為報紙主筆的期間，還是作為台灣大學教授的時期，乃至被迫離開台灣大學，苦苦抗爭的階段，他的所作所為無不顯示著一位真誠的知識分子對知識之“真”、道德之“善”、人間之“美”的熱切向往。
王中江先生指出：“他是一個追求不止的人，是毫不掩飾地以今日之我非難昨日之我的人。對於他來說，已有的東西總是一個起點，它的不完滿需要未來的作為來改變，他始終處在一種不斷充實、不斷提升自我的生命衝動中，他的理想追求永遠是沒有終點的。”殷先生在知識與學問、教書與為人方麵之所以有永不竭止的崇高追求，恰恰與其人生觀中把真善美和道德理想置於人生的最高層次有關。實際上，真善美作為某種理念的存在，也許是人類永遠也無法企及的“彼岸”；但也正因為此，它們才成為了人生奮鬥的永恒目標，激勵著人類為之努力不息。殷先生就是這樣，他對科學與民主，尤其是自由主義的不懈追求，雖然因現實政治狀況而嚴重受挫，但其人格精神和崇高理念則激勵著千萬後來者，實際上其終生奮鬥以求實現的政治民主的理念已逐漸地、部分地成為中國的現實。
所以，殷先生的人生道路雖說充滿著挫折、彎曲，甚至失敗，但其生命可說已至不朽之域，其道德人格可謂光照後人，這無疑也是其人生的輝煌與成功。殷先生的人生思想與人生經曆留給後人可資借鑒者、發人深思者良多，但最可注意者有三：一是知識分子對現實政治的批判精神。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以及教育製度的某些缺陷，越來越使知識分子成為某一領域的專家，知識分子隻有“知”而缺乏“識”(見識、洞識)者比比皆是，而沒有終極關懷、沒有思想理念的知識者就更多了。加之唯利主義、唯物質主義、唯享樂主義盛行，思考型、批判型的知識分子更是少而又少了，這也許正是現代知識分子的悲劇之一，亦是現代社會之不幸。
殷海光先生一生的感人之處，不僅僅在他的好學敏思，以探索事物本質為己任，更在於他在政治上對黑暗腐敗，以及不自由之製度的頑強、尖銳的批判。由此，殷先生成為了社會的“良知”，無愧於現代知識分子的楷模。二者殷先生對世俗社會弊病的抗爭精神。處於殷先生那個時代，他頗有“舉世皆濁吾獨清”之歎，這也是中國自古以來批判性、抗爭性知識分子所普遍遭遇的人生境況。如何解決?有屈原式的投江自盡，以眼不見、命不存而釋然；或者如莊周陶淵明那般，隱逸山林田園，琴棋書畫垂釣自娛，作精神的逍遙之遊。殷海光先生則不然，他走的是抗爭、批判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