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實際上，我們不可能經此層而跳至最上層。因為，如果騰空而起的話，高等精神文化的發展和道德實踐便失去支持。”所以，在殷先生看來，傳統文化價值的最大弊病之一，就在於把重點放在名教、儀製、倫序、德目的維係層次上，而忽視“生物邏輯層”。這樣一座文化的高樓，“上一層的人在吹笙簫，底下一層勞動終日難得一飽，於是空了。整個文化建構都發生了問題。”殷先生將他的人生四階層說的理論運用於觀察當今中國社會和知識分子，則發現一個重大的問題，即：人們解決了生物邏輯的問題之後，卻並不熱衷於去追求那些崇高的精神價值，豐衣足食即安，這是殷先生最痛心疾首的事，他說：“要人生完美，必須透過生物文化層再往上升。
生物文化層滿足了，我們還要真善美、理想、道德，這樣的人生道路才算完成。”在此，殷先生提出了一個人生選擇的兩難問題：“如果我們要滿足衣食等生物邏輯，那麼勢必犧牲道德或理想；如果我們要維持道德或理想，那麼勢必因難以滿足衣食等生物邏輯的要求而難以生存。處此困境之下，我們怎樣作決定?”這一兩難問題自古皆已存在，不過在當今這樣一個大多數人皆以金錢與利益為人生主要追求內容的時代，這一問題就顯得尤為突出。
殷先生提出了解決此一問題的三條原則：“第一，我們萬不可在自己的生存並未受到威脅時為了換取現實利益而犧牲道德原則。
第二，在我們的生活勉強可過時萬不可因要得到較佳報酬而犧牲他人。
第三，當我們因生活困難而被迫不得不放棄若幹做人的原則時，我們必須盡可能作‘道德的抗戰’，把道德的領土放棄得越少越好，而且要存心待機收複‘道德的失地’。”
殷先生此一人生選擇之兩難問題，與古之“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儒家觀念是同一層麵的問題，但儒者認為，在道德選擇的問題上，可以完全置物質利益於不顧，乃至“餓死”亦要維護“節操”。而殷先生則堅持人們有“生物邏輯層”和“生物文化層”的需要，它們在道德選擇的過程中起著相當大的作用。當然也有那世俗人高不可攀的“聖賢”可以做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而芸芸眾生則不可能不顧及到現世的物質利益問題。所以，殷先生的三原則不是空中樓閣式的抽象理念，而是正確地估價到現實人生的狀況而提出的，具有相當大的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