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先生（1919—1969）自稱是“五四後期人物”，作為思想家，他承接“五四”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做了大量思想啟蒙的工作，成為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中堅人物。而從個人的人生道路而言，他遭遇的則是社會的冷落、製度的橫逆，最後壯誌未酬身先逝，使人有“人生悲劇”之歎。但殷先生個人生命的過早終止及人生過程中的諸多苦難正釀造出中國現代史上驚心動魄的一幕，從而給後人留下深深的感歎和無盡的思索。
殷海光先生一生中寫下了大量論著和文章，主要集中在邏輯經驗論的引介、自由主義的詮釋、文化傳統的批判、政治時論等方麵，對“人生問題”殷先生亦給予了相當的關注。1966年4月8日，他在一次演講中專門闡述了人生的意義問題。殷先生認為，談人生的意義問題非常重要，其原因一在他個人好思索，且人生經曆又“辛酸波折”，對人生問題有較深的體會；二則當今社會處在轉型之中，文化在蛻變，心靈在沉淪，所以必須要重視人生意義的問題。殷先生對人生問題之所以重要的判斷是相當正確的。
實際上，中國自19世紀中葉“西風東漸”之後，就進入了一個大的“轉型”期：從軍事上的“求強”，到經濟上的“求富”；從製度改革的“戊戌變法”，到政治變革的“辛亥革命”，再到所謂“心靈革命”的“五四運動”，都表征著中國社會近代以來由表及裏的“轉型”。
但是，人類一切社會、經濟、政治變革的努力無不最終要落實於生活水準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換，以及人生觀的變革上。所以在20世紀的20年代在中國出現了遍及整個知識階層的科學人生觀與玄學人生觀的論戰。雖說是“科玄論戰”，但實際上還有以陳獨秀、翟秋白先生為代表的“唯物史觀之人生觀”的出現，從而使這場規模頗大、影響深遠的論戰呈現出複雜的鼎足而立之勢。
三種人生觀恰好代表著當時中國思想界的三大思潮：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或曰歐化、傳統化與俄化思潮。自由主義者把西方社會的基本價值，如科學、民主、自由、法治等引入中國，一反傳統中國社會的神秘、集權、個性壓抑與專製，對現代中國社會的發展可謂功莫大焉。但自由主義的追求與執政者的需要總是處於十分尖銳的緊張狀態，這就埋下了現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步入悲劇性人生道路的深層緣由。殷先生是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著名代表人物，他的人生之路自然也逃脫不了這種厄運。
他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回顧道：三十年來，我有時感到我有無數的同伴，但有時卻又孤獨地獨行；我有時覺得我把握著什麼，可是不久又覺得一切都成了泡影。然而無論怎樣，有這麼多不同的刺激，吹襲而來，有這麼多的問題，逼著我反應並求解答，使我不能不思索，並且焦慮的思索。自由主義者的殷海光在臨終前已將其人生過程中的坎坷與痛苦全部承擔下來，他也並非不清楚，這些人生的苦果恰恰是其自由主義的思索與追求造成的，可他毫無悔意，相反卻以對各類複雜問題的解答為人生的主要內涵，並堅持要“思索”，還“焦慮的思索”，他唯一的遺憾是將不能再思索：“所憾有……在我的思想快要成熟時，我怕沒法寫下來，對苦難的中國人民有所貢獻……
對青年一輩，可能沒有一個最後的交代……”自由思想者殷海光終其一生追求的是自由的思索和思索的自由，用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啟蒙大眾，且推進政治與社會的變革。這樣的人生追求與行為必與現實政治與社會發生矛盾與衝突，這就埋下了殷先生人生悲劇的種子。但殷先生對自我的人生苦難卻無所畏懼，所憾的是自我的責任還未完成，這種人生的精神源於何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