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隻要對張伯苓先生的人生道路稍稍考察,便會發現,他的人生動力是驚人的,其戰勝困難的勇氣幾無人可以比擬,這樣一種人生之境的達到,與其接受基督教之教義有著緊密的聯係。因此,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南開係列學校的創建與發展離開了張伯苓先生是不可想象的。而張先生的巨大毅力與貢獻沒有基督教之精神為背景也是不可想象的。
也許,要戰勝像張伯苓先生曾經克服的那麼些艱難險阻,非得有虔誠的宗教精神支撐不可。張伯苓先生就曾回憶說:“後來,我回到本城辦學校,遇見種種的困難,並且有時候我還抱著一種悲觀,我知道這種人生觀,沒有什麼意思,因為人終久要死,以後我常讀《耶穌言行錄》,看見耶穌的為人,很受感動。這一本書幫助我很多,我所以藉著他的鼓勵總算還沒有半途終止,而打破各種困難,還要辦我的教育;換一句話說,就是要改造我們的中國人。”
所以,南開的創建和發展與基督教之間的關係也是今人應該研究的課題。張伯苓先生生活於中國曆史上的一個大的轉折期,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中華民族處於一個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何去何從,是每個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苦苦思索的問題。張先生以深厚之儒學為根基,以先進的西學為利器,並以宗教之救世精神為內在的人生動力,開創了中國私學發展的嶄新階段。可以說,近現代中國複雜的社會環境,張先生本人獨立思考的品格、奮發向上之人生精神,以及他中西會通的知識背景,造就了其偉大的人格和創建南開發展南開的宏偉事業。在中國近代曆史上,張伯苓先生也許算不上是驚天動地的大人物;但是,其執著於“教育救國”的人生信念,並取得相當大成功的實踐活動,確又給近現代的中國以深深的烙印。
今人若徜徉在欣欣向榮的南開中學與南開大學裏,不難察覺先賢張伯苓的思想與精神在閃爍。而若回首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對救國之道路的艱難探索和實踐,我們就更是能夠體會到張先生所從事的事業及其表現出的巨大熱情的可貴。
尤其是,當今天知識經濟時代降臨人間,社會的發展將以知識的質與量來決定時,我們更加能覺察到張先生以畢生之精神投入教育事業的先見之明的偉大。如果僅僅從張伯苓先生的生死觀來看,我們亦可深受啟迪。他的“教育救國”的人生信念,硬幹苦幹加傻幹的人生準則,樂觀的人生態度,以及追求不朽與堅信永生的死亡觀,這都給予我們一種發奮向上的精神。在一個眼光短淺的物質主義泛濫的社會風氣中,在一個“個我主義”至上的狀態裏,重溫張伯苓先生的這些人生的精神當然是不無補益的。而現代人若想建構一個好的生死觀,張先生的思想、精神與行為就是最好的資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