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死亡觀，主要指人們對死亡及死後生命之看法。現實中的死亡觀，實質上是一種人生觀，因為它既是活著的人之一種觀念，又深刻地影響著人們對生活的態度。張伯苓先生的死亡觀亦可一言概括之：追求“不朽”與“永生”。
張先生雖自小習西學，一生也都在推展新式教育，但其中學的功底亦十分深厚。從其言談及舉止，人們無不強烈地感覺到他是一個現代的儒者。中國傳統的儒家學者雖然有“子不語怪、力、亂、神”之古訓，亦有“不知生，焉知死”之教條，但是仍然發展出比較完整的死亡觀。儒者對死亡的看法一不同於道家齊同生死的“生死一體”觀，二不同於道教肉身成仙之“不死觀”，三不同於佛家死後往生西方極樂之“再生”觀。儒者是清醒的理性及現實主義者，人終歸一死是其早已確認的事實。但儒家學者指出，人們可以也應該通過“立德、立功、立言”之道路來達到精神生命之不朽；可以通過“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方式來實現生命之永恒。
1947年，張伯苓先生在致張彭春的函中對幾位同甘共苦幾十年的同事去世表示了沉痛的哀悼，他寫道：同事三十餘年竟先我而去，追念往昔，能勿淒然！兄兩月之間遽失三友，雖傷痛異常，而念及人生事業如能常久存在，可謂精神不死，尚能勉作達觀。人雖然一定會逝去，但其人生事業能夠長久存在，如此，則其精神也萬古長青了。這是中國自古以來儒者對生死的看法，張先生當然也能心神領會，並運用於生活實踐。張先生指出：“正道所在，他非計也。非然者隨流逐波，圖暫時之苟活，失一生之人格，則生命又何足貴哉！”
在此，一個人之人格比生命還要珍貴，為保護自我人格之完整，張伯苓先生認為可以放棄寶貴的生命。這種追求事業不朽、精神永恒的死亡觀，實際上化作了張先生強大的人生動力，他之能如此不顧一切地投入南開係列學校的創建和發展的事業當中，原因當然是多方麵的，但其清楚地意識到自我之生命終將化為塵土，唯有事業──南開學校及他的教育理念可以永存而不朽。這樣一種認識，使張先生“日新又日新”，孜孜以求，從無懈怠，將畢生的心血投入了創建南開及發展南開的事業之中，也由此，他雖早已逝去，其精神生命卻已永存人間。因為，南開學校作為其事業、人格的固化已經永恒不朽了。
此外，張伯苓先生不僅是個儒者，他還是個虔誠的基督徒，這樣，他就能夠不僅從傳統儒家的思想中汲取生死的智慧，更從基督教的思想裏獲取建構自我生死觀的資源。他寫道：令我信依盼望最有價值者即永生。吾人同具靈明即皆得永生之資格，甚願人人能得此福樂安平；如其不得，可惜孰甚焉！然而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天下事未有無因而至者，永生何獨不然。方之人欲渡河，必經板橋，猶疑生畏，難登彼岸；若勇往直前，則為過來人，乃知無非如此，並無險也。
餘為斯言，並非欺人，亦非因腦筋傷暑，侈口妄談。實緣在有全能全知之主宰，以宗教普渡斯人。故不敢徘徊於玩世派中，且深信重生之奧義，及將來永生之希望，亦不取流連於厭世派中。蓋玩世之張伯苓，一變而為厭世之張伯苓，再變而為樂天之張伯苓矣！由是靜觀自得，對於家庭、州裏、蠻貊，無往而非樂境，一心向道，謂之有我可，謂之無我亦可。惟期以身心全獻之上帝，待上帝複賜以新靈，則我始見真我也。
因其由基督之教義而堅信人死後可以永生，這樣一種觀念對張先生之人生道路的轉變是有決定意義的。由此，他得以從玩世、厭世而一躍為“樂天”。“永生”之境的確立，不僅使張先生此生此世的所做所為具備了一種超越性的意義與價值，而且也因此使他能夠將死亡轉變為人生過程中的一種“中介”物，人們借助於此而可以達到不死之“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