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態度主要指人們對生活的看法、處世的方式等。張伯苓先生的人生態度是什麼呢？也可用學生們對他評價的一句話來概括：“不可救藥的樂觀者”。從張先生的一生來看，其可憂可愁可痛之事太多太多，其麵臨的困難常常幾乎是無法克服的，比如那永遠無法填平的學校的財政“赤字”。可為何張先生能保持其樂觀的人生態度呢？因為，在張伯苓先生的眼中，常人所追求的吃喝玩樂等享受並非是真正的快樂，相反，“奮鬥即快樂，或者說奮鬥即是生活的方法。”張先生還指出：“世界上的一切是人創造的。我們的生活是創造的生活。我們應該本著奮鬥的精神，創造一切，解決一切。能夠如此，才能對於生活發生興味。”這就是說，一個人隻有對生活發生興趣，才會有所謂的快樂。而要對生活發生興趣，就必須在人生的過程中時刻奮鬥不息。於是，人間的快樂不是物質欲望的滿足，而轉變成了對事業的專注和成功。這就是張先生保持樂觀之人生態度的秘訣。
1947年，張伯苓先生第四次赴美返國，時值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中國社會是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各方友好及南開的同學向剛回國的張先生提出了許多有關世界形勢、中國前途及南開複興的問題，張先生作一文《世界、中國、南開》，《南開周刊》複刊第5號，1947年7月24日。以答眾人之問。他寫道：本人自認是一個樂觀者，南開同學又替我起過一個渾名，叫“不可救藥的樂觀者”。但我的樂觀是有根據、有理由的。張先生接著指出，社會總是在不斷發展的，進步是不可阻擋的曆史潮流：“曆史發展的路線，盡管迂回曲折，但終結的方向是自由平等與幸福。”
在他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產生新的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應該產生新的中國。中國的政治哲學，根據《大學》上一句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現在，世界向尋求永久和平的路上走，天下可望日臻太平，正是我們治國的大好機會，千載難逢，不可再矣！”在對形勢的樂觀估計的基礎之上，張伯苓先生的複校計劃是十分龐大的，不僅要在天津恢複南開大學、南開中學等，還要在成都與昆明設兩個分校，並在上海開辦南開第三中學、東北設立第四中學。如此勃勃雄心，不禁使人產生張先生究竟要辦幾個南開學校的疑問。他充滿激情地寫道：究竟要辦幾個南開中學，我的答複是簡簡單單六個大字‘一直辦到我死’。
四十多年以來，我好像一塊石頭，在崎嶇不平的路上向前滾，不敢作片刻停留。南開在最困難的時候，八裏台籠罩在愁雲慘霧之中，甚至每個小樹好像在向我哭，我也還咬緊未停一步。一塊石頭隻須不斷地滾，至少沾不上苔黴；我深信石頭愈滾愈圓，路也愈走愈寬的。《世界、中國、南開》，《南開周刊》複刊第5號，1947年7月24日。可見，張先生的樂觀人生態度不是那種盲目的不看現實的樂觀，亦非虛無飄渺的盡想好事的幻思，而是建基於對形勢發展、社會環境等客觀的觀察之上。故而其確定的發展目標大多是有實現希望的，當然必須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所以他才自比是一塊在崎嶇不平之路上滾動的石頭，為了不沾上“苔黴”而永不止息地滾著，一直要滾到生命的終點──至死方休。因為他的“教育救國”的人生信念的堅定，其人生準則又是硬幹苦幹加傻幹，所以，其人生態度才能如此的樂觀與如此的悲壯。從中，人們不難體味出某種宗教的獻身精神蘊含在內。事實上，如果說張伯苓先生的人生準則與中國傳統之儒家的精神血脈相通，那麼，其人生態度則與基督教的觀念有著密切的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