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寐”還真睡著了
看到“假寐”這個詞，一般人肯定最先想到的是蒲鬆齡的《狼》，屠夫在脫險後，想起兩隻狼的行為，“乃悟前狼假寐，蓋以誘敵。”很多人會說是前一隻狼假裝睡覺來迷惑對方。這樣的解釋就這樣看，確實是很說得通的。《漢語大字典》“假”字下引《詩·小雅·小弁》：“假寐永歎，維憂用老”，也將“假”釋為“不真實、虛偽”。
但是如果聯係一下前後文會發現，將“假寐”理解成“假裝睡覺”就有點不合情理了。
前文提到過，當狼在屠夫麵前“假寐”的時候，屠夫“暴起，以刀劈狼首，又數刀斃之。”狼在人們眼裏是很機警的，如果是假裝睡覺的話，為什麼屠夫用刀劈過來的時候沒有躲開，甚至連向另一隻狼叫喚示警都沒有？狼真的沒有睡著嗎？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得來探討一下“假寐”的含義了。
“假寐”最早見於《左傳·宣公二年》：“（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王力先生《古代漢語》及洪成玉《古漢語教程》（中華書局）均將“假寐”釋為“不脫衣服睡覺”。王力先生和洪成玉先生都是當代古漢語研究的權威人士，如果他們對“假寐”的理解還不具說服力的話，那我們再來看看古人對於“假寐”的理解。
《詩·小雅·小弁》中“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句，朱熹在《詩集傳》中說：“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精神憒耗，至於假寐之中而不忘永歎，憂之之深，是以未老而老也。”這也很清楚地說明“假寐”是不脫衣服而睡。如果是照《漢語大字典》釋的“虛偽”，那麼在假裝睡覺時詠歎，這樣虛假，能至於未老而老嗎？
《紅樓夢》中也有兩個例子，第六十四回：“賈珍賈蓉此時為禮法所拘，不免在靈旁藉草枕塊，恨苦居喪……一日，供畢早飯，因此時天氣尚長，賈珍等連日勞倦，不免在靈旁假寐。”第一百零九回：“襲人果然伏侍他睡下，便預備下了茶水，關好了門，進裏間去照應一回，各自假寐。 寶玉若有動靜再為出來。”如果說賈珍賈蓉在靈堂假裝睡覺，那也太不合情理了，顯然是賈珍等勞倦，趁靈前無人來吊唁時，不脫衣睡一陣。襲人等人各自回自己房間，要是裝睡的話，裝給誰看？
所以，考察前人的解說和使用情況，再結合今人的理解來看，“假寐”是不脫衣服睡覺的意思明白無誤了。
要臉還是要麵
我們常說“臉是自己掙的，麵子是別人給的”，有些時候，我們麵子可以不要，但卻不能不要臉，尤其是不能“給臉不要臉”。同樣是關係到一個人的臉麵問題，“臉”和“麵”又有什麼樣的區別？
臉和麵，現在的意思差不多，但在以前的意思卻是有差異的。古代表示人的整個麵部用“麵”。臉是晚出的字，大約是魏晉時期才產生的，最初的意思就是頰，常常指婦女目下頰下可以施粉的部位。到了唐宋時期，口語中才用“臉”表示整個麵部。除此之外，“臉”在古代還有“瞼”的意思，也就是眼皮。南朝梁武帝《代蘇屬國婦》詩：“帛上看未終，臉下淚如絲。”這裏的“臉”就指眼皮。而麵的範圍要比臉大，包括整個頭的前部，臉隻是麵的一部分。隨著時間的演進，臉的語義逐漸擴大，跟麵的意思基本一致了。
“麵”有表麵的意思，在有的方言中就將被褥麵稱為麵子，另外還有衣服麵子、鞋麵子等說法，意思相似，都是指物體的表麵。麵子既然有了表麵的意思，逐漸發展出事情表麵的意思也就不奇怪了，如《孽海花》中寫道：“西後雖然退居頤和園，麵子上不幹涉朝政……”這裏的麵子，就是事情表麵的意思。
與此同時，麵子的詞義沒有僅僅停留在“表麵”上，它還發展出了體麵、顏麵的意思。麵本來就指頭的前部，上麵長著五官。人長得美醜，主要就看這張臉了，因此尊嚴、體麵跟“麵”掛鉤，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比如上古時代五刑之一的墨刑，就是在罪犯的額頭刺上黑字，為的就是讓罪犯“沒麵子”，是一種恥辱刑。
為了宣泄對某人的憤怒不滿之情，常會罵“不要臉”，意思是說這人不顧顏麵，不知羞恥。但卻不會罵“不要麵”，這是為什麼呢？這主要是因為書麵語和口語的不同。“麵”屬於書麵用語，多用於文學作品之中；相對而言，“臉”是口語，時常出現在口頭對話之中。 比如我們在日常對話中會說洗臉、擦臉，卻很少說洗麵、擦麵。俗語說某人臉比城牆還厚，如果說成麵比城牆還厚，便失去了口語生動活潑的效果。口語所要表達的意思，也可在書麵中采用文學化的語言表達：比如不要臉在文學作品中，可以說成不顧顏麵；洗臉亦可說成淨麵等等。另外，“不要臉”在發音上擲地有聲，鏗鏘有力，比“不要麵”硬朗得多。
其實，臉最早並不完全是口頭用語。明代之前的“臉”和“麵”都是書麵用語，經常出現在文學作品中。如唐代詩人岑參有詩：“岸花仍自羞紅臉”，李清照詞雲：“香臉半開嬌旖旎”，白居易“猶抱琵琶半遮麵”以及崔護“人麵桃花相映紅”都將臉、麵用進了文學詞句。後世才逐漸有了口語和書麵語的區別。
“杏林”“杏壇”，隔行如隔山
杏林、杏壇一字之差，但其意思卻差別很大。杏林、杏壇雖然都與杏字有關，但二者之間並沒有什麼關係。
“杏林”一詞是中醫界常用的詞彙，醫家每每以“杏林中人”自居。“杏林”一詞出自漢末，和該詞直接有關的主人公是東漢時期福建籍醫生董奉。
相傳三國時吳國人董奉為人治病，不受報酬，對治愈的病人，隻求為其種杏樹幾株，重症患者在診所附近栽種五棵杏樹，輕微患者就栽種一棵杏樹。數年後蔚然成林，鬱鬱蔥蔥，成為當地一景。董奉將每年賣杏所換得的穀物，用以救濟貧困，供給旅資不足的人，每年有二萬餘斛。董奉去世後，廬山一帶的百姓便在杏林中設壇祭祀董奉。後來，人們便以“杏林”作為醫者為民謀利益的典實，“杏林”一詞便漸漸成為醫家的專用名詞，人們往往喜歡用“杏林春暖”、“譽滿杏林”一類的詞來讚美醫德高尚、醫術高超的大夫。“杏林”，有時也作為“杏田”，大詩人李白曾有“禹穴藏書地，匡生種杏田”之句（《送二季之江東》），“杏林”與“杏田”都是一回事。
杏壇：相傳為孔子講學處，典故最早出自《莊子·漁父》：“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後來人們就根據莊子的這則寓言，把“杏壇”稱作孔子講學的地方，後來人們在山東曲阜孔廟大成殿前為之築壇、建亭、刻碑、植杏。 北宋時，孔子後代又在曲阜祖廟築壇，環植杏樹，遂以“杏壇”命名。顧炎武《日知錄》雲：“今之杏壇，乃宋乾興間四十五代孫道輔增修祖廟，移大殿於後，因以講堂舊基，甃石為壇，環植以杏，取杏壇之名名之耳。”
這就是“杏林”與“杏壇”的由來，兩者雖然隻相差一個字，但其實是分指兩個行業，二者隔行如隔山埃
“三墳五典”不埋人
乍看到“三墳五典”這個詞，確實是摸不著頭腦，這玩意兒到底是什麼東西？又是墳又是典的，莫名其妙。
關於什麼是“三墳五典”，曆代都爭論不休。東漢賈逵說，三墳即三王之書。馬融說：三墳就是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三氣。張衡說，三墳就是三禮。禮為“大防”，墳也是“大防”。大防，就是今天說的根本原則、主要界限。馬融的學生鄭玄據《周禮》上說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認為三墳五典就是三皇五帝之書。但三皇是誰？又眾說紛紓鄭玄說是伏羲、女媧、神農，有人說是伏羲、燧人、神農，有人說是伏羲、祝融、神農，有人說是天皇、地皇、人皇。但天皇地皇人皇又是誰，也說不清楚。
現代對“三墳五典”最通用的理解是上古時期四部非常著名的著作中的兩部，另外兩部是《八索》和《九丘》。是我國最古老的典籍。這種解釋是以《尚書序》為基礎的：“伏犧（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嚳）、唐（堯）、虞（舜）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曆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誌，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至於《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的具體內容，目前學術界的爭議較多，還未能達成一個定論。
走不出的“五花”“八門”
我們常用“五花八門”來比喻事物種類繁多，變化莫測，令人眼花繚亂，對於這個詞早已是熟悉得不得了了。但是熟悉歸熟悉，真正要說起其中的含義，也未必就能說出個所以然來。其實在古時候，“五花”“八門”各有所指，如果把我們放到裏邊，估計能走出來的還真沒幾個。
最初，五花八門是指古代兵家的兩大陣法：“五花”是五行陣；“八門”則是“八門陣”。五行是指金、木、水、火、土。古人認為，構成各種物質的種種元素即是五行。加之五行又代表紅、黃、藍、白、黑五種色素，它們混合在一起還可變成多種顏色，能夠使人眼花繚亂。八門陣也稱八卦陣，這個陣勢，原來是按照八卦的次第列為陣勢的，分生、景、傷、休、死、杜、驚、開八門，八八可變成六十四卦，變化繁多，常使對方軍隊陷入迷離莫測之中。相傳，春秋時期的孫武、孫臏最早運用八門陣。後來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又將八門陣改變成為“八陣圖”。
後來人們用“五花八門”泛指各行各業的繁雜和眾多。“五花”為：金菊花——賣茶的女人；木棉花——街上為人治病的郎中；水仙花——酒樓上的歌女；火辣花——玩雜耍的；土牛花——某些挑夫。“八門”為：一門巾——算命占卦；二門皮——賣草藥的；三門彩——變戲法的；四門卦——江湖賣藝的；五門平——說書評彈者；六門圍——街頭賣唱的；七門調——搭篷紮紙的；八門聊——高台唱戲的。
再後來，由於眾多行業的紛繁雜亂，“五花八門”最後演變出了現在種類繁多，變化莫測，令人眼花繚亂意思。
“皇親”“國戚”不是一家人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稍微留心的話，你會發現一個細節，雖然我們常把“親戚”並舉，但說到父係親屬的時候，我們往往不會使用“親戚”來稱呼，要用也是用“親人”來表達，帶“戚”的親屬，往往是母係一方的或無血緣關係的親屬。由此可以看出，“親”與“戚”其實是有區別的。按照中國傳統文化，一般來說，標準是這樣掌握的：族內之人為親，族外之人為戚。也就是說，隻有同姓之人才有可能是“親”。既然這樣，那麼我們經常說的“皇親國戚”，自然也是有內外之分了。
“皇親”是和皇帝同一宗族的人。為了加強對皇親的管理，各個朝代都會設立專門的機構，委派專門官員來對負責皇室譜係的記錄管理，如“宗正卿”“宗人府”等，這是皇家的私人家族管理機構，由皇帝任命專人管理。管理者一般由德高望重的家族領袖擔任，即宗令。宗令的角色相當於皇族的族長，負責皇族事務的處理，包括獎勵，懲戒，記錄宗族經曆和成長，記錄家族成員脈絡等等。《三國演義》中就有漢獻帝召宗正卿宣讀宗族世譜拜劉備為叔的情節。由此觀之“皇親”是皇帝的本族內部親屬，身份尊榮。
和“皇親”相比，“國戚”的地位就低得多了。“國戚”是皇帝的族外之人，如皇帝的母族、妻族、駙馬及其族人等等。在一個朝代，“皇親”是相對穩定的，隻因人口繁衍而增加。而“國戚”則隨時都有增加和變化的可能，皇室人員的婚姻就會帶來國戚的增加。如果說“皇親”是屬於自己人的話，那麼“國戚”則是明顯的外人了，因此“國戚”又常 被稱為“外戚”。
“皇親”和“國戚”不是一回事，並且在很多時候，“皇親”和“國戚”之間往往會有化解不開的矛盾，外戚專權曆來是封建統治者之大忌。在封建社會裏，“皇親”與“國戚”之間的權利爭奪屢屢上演。
“捉刀”“捉筆”易混淆
“捉筆”詞義淺顯，“捉”即“握妝、“拿妝之意；“捉筆”的意思就是提筆、執筆了，並沒有“替別人寫作”的意思。至於替別人寫東西，那就是“捉刀”的職責範圍了。
《世說新語·容止》：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捉刀”的由來就在於此，說的是曹操有個名叫崔琰的武官，字季，長得儀表堂堂，胸前長須飄飄，更顯威武不凡，連曹操都常認為自己相貌遠不如他。有一次，匈奴派來的使者要見曹操。曹操為了讓外國使者見而敬畏，就叫崔琰冒充他代為接見，自己卻扮作侍衛“捉刀”站在一旁，接見過後，曹操想知道匈奴使者的反應，便派人去暗暗打聽。使者說：“魏王固然儀表出眾，可是那個床頭捉刀人，看來倒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這個故事後來經過演變，被人們用來表示代替別人作文為“捉刀”。如請人代寫文章，就叫“請人捉刀”；而替人作文的人，就叫“捉刀人”。
這兩個詞其實很好區分，隻要記裝捉刀”有“替代”的意思，做的是其本分之外的事情，而“捉筆”則沒有此意，做的是自己本來應該做的，如此而已。
“弄瓦”不用上房揭瓦
周汝昌先生的《紅樓奪目紅》第七篇《媧皇和“弄瓦”》中提到，“……弄璋，是給一塊美玉為玩物。璋極難得，生女則隻好給一塊‘瓦’——這就證明，古人視陶件為人造之石了。但是，為什麼又單單是瓦而不是磚？蓋瓦者是屋頂擋雨的‘建材’，燒製難……”
在周先生看來，弄瓦，弄的就是屋頂擋雨的瓦，這麼一來，生個女兒，還得上房去揭瓦了。“弄瓦之喜”，瓦都揭了，還有什麼好“喜”的呢？
“弄璋”、“弄瓦”成為生男生女的代稱源自於《詩經·小雅·斯幹》：
“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生的是男孩，“載弄之璋”；生的是女孩，“載弄之瓦”，於是後人就借用這種說法，把生下男孩子稱為“弄璋之喜”，而把生下女孩子稱為“弄瓦之喜”。
對比一下“弄璋”與“弄瓦”的差別，在加上“寢之床”、“衣之裳”與“寢之地”、“衣之裼”的不同待遇，自然不難發現其中所含帶的重男輕女思想。因此魯迅先生在文章中曾揭露和批判過這種重男輕女的做法：生個兒子，便當作寶貝，放在床上，給他穿上好衣裳，手裏拿塊玉玩玩；生個女兒，便隻能丟在地上，給她一片瓦弄弄。
說魯迅先生說的全無道理那當然是不對的，不過如果單單從重男輕女的角度來考量“弄璋”和“弄瓦”，那未免也有點辜負咱們的祖先了。
鄭玄在為《詩經》所做箋注中說道：男子生而玩以璋者，欲比其德焉。在古人看來，讓滿月後的小孩把玩一些物件，能增加其在此方麵的品德和能力：“璋”是美玉，是一種禮器，把璋給男孩玩，是希望他將來有玉一樣的品德，手持圭璧，“室家君王”地位尊貴；“瓦”是紡輪，唐孔穎達《疏》：“瓦，紡磚，婦人所用。”把瓦給女孩玩，就是希望她將來能勝任女紅和家務工作，“無父母詒罹”，能滿婆家的意，討得婆家的歡心，這樣在婆家的日子就會好過點。弄璋弄瓦，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男女的不平等，但同時也包含了長輩對於孩子的美好祝願與期待。正因為如此，“弄璋之喜”、“弄瓦之喜”成為後世慶賀親友家喜獲龍鳳時廣為流傳的一種祝辭，即使現在，也還偶爾會有人拿出來炫耀那麼一下下。
“頂禮”“膜拜”有區別
人們常用“頂禮膜拜”來比喻崇拜到了極點，在大家的眼裏，“頂禮膜拜”就是一種非常虔誠地跪拜行禮。殊不知，“頂禮”和“膜拜”其實是分開的，分別是兩種不同的行禮方式。
頂禮，也叫頂禮佛足，頭麵禮足，人跪下，兩手伏地，用頭頂去觸及受禮者的腳，是佛教最高的敬禮。
膜拜：佛教徒的另一種敬禮，兩手加額，跪下叩頭，口稱南膜而拜。
“頂禮”“膜拜”雖然都是佛門敬禮，實屬於兩種不同的禮式。不過因為這兩種都是佛教中尤為莊重恭敬的禮式，因此人們常將兩者並舉，來形容自己的崇拜之情已經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
當“道人”遇上“道士”
在中國古代，佛教和道教是最為興盛的兩大宗教。其中，佛教是舶來品，而道教則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出家修行的佛教徒稱為“和尚”，又稱為僧人，而道教徒眾則稱為道士，又叫做道人。常人看來，兩者的稱謂互不混淆，各不相幹，但也有例外。
道士，信奉道教教義並修習道術的教徒的通稱。《太霄琅書經》謂：“人行大道，號為道士。”“身心順理，唯道是從，從道為事，故稱道士。”
道士之稱始於漢，當時義同方士。 北魏寇謙之改革天師道，規定道徒可在家立壇，朝夕禮拜，不必出家修行。金元之際，全真道等興起，仿照佛教規定，道士不蓄妻、不茹葷，須出家住叢林。遂形成出家的全真道道士和在家的正一道道士兩類。道士又可稱道人。《老子想爾注》有“道人所以得仙壽者，不行屍行”，《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有“道人賢者奉敬教戒”等語；南宋道士白玉蟾也自稱“瓊山道人”。
但在佛教初入中國時，道人又是對僧人的稱呼。六朝時期的僧人就稱作“道人”，以此來與道教徒被稱作“道士”相區別。這是因為，早期佛教徒與道教徒稱謂相近與兩者地位勢力消長有密切關係。佛教是在東漢初年才傳入中國，當時盡管道教以原始的形態在民間廣為流行，但沒有像佛教那樣有比較係統的理論與嚴密的組織。但是，道教源於古老的巫術與神仙方術，加上與先秦諸子中的道家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其傳播植根於民眾，傳播範圍也比較廣泛。為了謀求自身的發展，佛教隻有借“道”而行，采用了很多道教的名詞與說法。 比如，佛教又稱為“浮屠教”，僧人也因之而叫做道人了。《南齊書·顧歡傳》有“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的記載，此道人即僧人。
唐宋以後，隨著佛教地位的上升，佛教有了足夠的資本來同道教抗衡，翅膀硬了，可以單飛了。於是便逐漸放棄了以前借助道教傳播的招牌，取消了“道人”的稱謂，而轉用從古印度梵語中音譯的“和尚”、“僧”等稱謂詞語。
所以，大家在閱讀古代典籍的時候，如果看到僧人自稱“道人”的情節，就不用大驚小怪了。隻不過，閱讀的時候，多注意自稱“道人”的人的衣著和行為方式就可以了。
“封建”“專製”湊不到一塊
在現代國人的眼裏，封建專製已經成為一個形容專製、愚昧、腐敗的製度及其社會現象、價值觀念的固有名詞。人們也把中國近代以來落後的罪魁禍首歸結於“封建專製”。
然而，如果稍微梳理一下曆史，及注意一下近代以來嚴肅的曆史學家們的討論，就會發現，“封建專製”這樣一個概念，簡直是一個笑話。人們可能從來沒有意識到，或者有意識地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曆史事實：“封建”跟“專製”是完全相反的兩樣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