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西方相比，東方文明一向被認為是謙遜堅忍的，“忍”的文化心理早已深入到國人的性格深處。對以德報怨的理解，可以說是對我們曆來奉行的一種為人處事態度的顛覆，孔子當年是對“以德報怨”提出了反問，但究竟應該怎樣理解“以德報怨”，那就得由讀者自己選擇了。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句話什麼意思呢？在三十年前的批林批孔運動中，除了批孔子的“克己複禮”外，重點批的就是這句話了。當時這句話的句讀是這樣的：“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當時的翻譯是：孔老二說，老百姓隻可被驅使，而不可以讓其知道為什麼”。如果句讀成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樣講也沒有什麼錯誤。由這句話批判者認定孔子是愚民政策的鼓吹者，是愚民政策的始作俑者。孔子不僅搞“克己複禮”（照當時的說法“克己複禮”就是複辟），還搞愚民政策，罪莫大焉。由於當時的批判聲勢浩大，以至於在那個年代生活過的人幾乎都知道這句話。即使現在，其影響仍在。在最新出版的比較權威的《論語》注釋本中，當解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時仍然保留著當時的解釋。
這句話這樣看來，很明顯就是封建統治階級幾千年來一直在玩弄的愚民權術，它被千百年來中國的大小封建統治者奉為至寶，抹殺了多少真理與人民的創造性，但同時，我們的問題就來了，這樣的一條愚民之術，真是孔子這位致力於教化人民的教育家的本意嗎？因此，在質疑這種句讀的同時，人們又提出了幾種新的斷句方法，影響較大的有如下兩種：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這種句讀最早見於清代學者宦懋庸，他在《〈論語〉稽》中解釋孔子的這十字名言說：對於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知之。或曰：輿論所可者則使共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共知之。用現代話可以這樣來理解，如果人民的行為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就應該支持他們的做法；如果人民的行為是錯誤的，那麼我們就應該讓他們知道他們所犯的錯。或者是老百姓如果理解（統治者政策），就讓他們去執行；如果不理解，就讓他們知道（後再去執行）。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俞誌慧教授通過對《論語》一書中有關“由”、“民”、“使”三字的全部義項和句例的研究，結合儒家仁民愛物、“政者正也”的思想進行分析，認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讀可點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指出其中絕沒有什麼愚民思想，相反，恰恰是儒家德化政治、順天應民、開啟民智思想的體現。
無論是宦懋庸的解釋還是俞誌慧的解釋，都符合孔子的一貫思想與主張。孔子不主張愚民政策這一點是肯定的。因為除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以作此解釋外，從孔子所編的《春秋》，所刪定的《詩經》以及《論語》的其他篇章中都找不到類似的證據。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個提倡“有教無類”的教育家，一個用一生置身於教化天下民眾的聖人，又怎麼會阻撓人民知書達理尋求知識，說出“不可使知之”的蠢話來？更可笑的是，這句話我們竟然就這樣相信了幾千年膜拜了幾千年，這最後該傷心的，是孔老先生呢？還是我們？
老而不死是為賊？
曾在網上看到有網友在批判孔老夫子對人“很不公平”，因為他沒有一點尊老之心，居然說“老而不死是為賊”。這位網友的帖子裏說：“這句話簡單明了，說明人老了，不能勞動，不能創造剩餘價值，而要消耗能量，這些能量隻有靠年輕人的剩餘價值來供養，即不勞而獲，故像賊一樣。”這樣大不敬的言論，在我們這個曆來主張尊老敬賢的國度了，理所當然地必須給以蒙頭一棍。
你這一棒子是打爽了，可人家孔老夫子就冤枉了。因為這麼孤零零的一句話，就被扣上一口大黑鍋，這才是真正的“很不公平”。
“老而不死是為賊”出自《論語·憲問》，原文是：“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我們來想象一下當時的場麵：這個原壤和孔子是從小一起長大的老熟人，為人過於隨便，不怎麼注意自己的影響，直到老了還那麼為老不尊。一天孔老夫子閑著沒事，就拄著拐杖去找原壤敘舊。原壤不迎接他也就算了，還叉開雙腿坐在那跟一個流氓似的。把孔老夫子臊了個大紅臉。於是孔老夫子罵他說：“你小時候不懂規矩也就算了，長大了還不學好，一事無成，老了還不收斂，愈演愈烈，你這個人還不死就成賊了，禍害世人。”說著，還用手杖敲了下他的小腿。
這就很明白了，孔老夫子並不是說所有人老了不去死的就是“賊”，而是特指那種“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了還不知收斂的人。很多人偏偏就是不看全文，斷章取義地就給孔老夫子定下這麼個罪名。
逼出來的相濡以沫
現代人眼裏，“相濡以沫”是一種幸福，也是一種追求，兩個人能愛到這個境界，估計也就是那所謂的“得成比翼何辭死，隻羨鴛鴦不羨仙”了。不過搞笑的是，最早說“相濡以沫”的那個人，卻根本不願意“相濡以沫”，他選擇的是要彼此相忘。
這個人就是莊子。《莊子·大宗師》：“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莊子說，井幹了，兩條魚為了生存，彼此用嘴裏的濕氣來喂對方，苟延殘喘。但與其在死亡邊緣才這樣互相扶持，還不如大家安安定定的回到大海，互不相識的來得好。回到屬於它們自己的天地，在自己最適宜的地方，快樂的生活，忘記對方，也忘記那段相濡以沫的生活。
相濡以沫，有時是為了生存的必要或是出於無奈。能夠忘記，能夠放棄，也是一種幸福。莊子認為，與其在死亡邊緣才這樣互相扶持，還不如大家找到一條水路，開開心心地回到廣闊的江河湖海，回到各自的天地，彼此相忘，自由自在。
為什麼明明外邊有更大的江湖，更寬廣的天地，為什麼明明知道自己有更好的未來，卻要把雙方都綁在一起，不開心地繼續過下去呢？一句相濡以沫，不知道讓多少愛情做了這種傳統思維的犧牲品。其實想一想，如果自己都不開心，別人的稱讚又能怎麼樣？如果自己能找到真正屬於自己的天地，別人的指責又能怎麼樣？
歎息一聲，我們都沒曾想到，相濡以沫，原來是逼出來的。如果可以，莊子寧願選擇相忘於江湖。
是誰腰斬了莊子？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按照現在人們的普遍理解，這句話實在是學習勵誌類的不二明言警句。生也有涯，知也無涯，多崇高的目標啊，這比什麼孔老夫子的“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都來得有氣勢多了。古往今來，不知道多少學子在這句話的激勵下，懸梁刺股，聞雞起舞，學海無涯苦作舟。
可是一直以來都很奇怪，莊子是誰啊？一個追崇順其自然，清淨無為的灑脫人物，一個說書本隻是記述不了人思想精華的“糟粕”，認為經驗是不能傳授隻能自己揣摩的人物，怎麼這陣子又這麼執著於學習了啊（詳見於《莊子·天道》寓言《輪扁斫輪》）？
真相說出來，往往會讓人哭笑不得，莊子的這句話其實是這樣說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莊子原來並不是個捧著書本當飯吃的主，他跟世人說：呆子，生命是有限的，但你麵對的知識是無限的，以本來有限的生命，去追求那種永遠看不到邊的盡頭，遲早有一天把你給累死。人嘛，別太執著，順其自然就好，學夠了就行，學以致用，學問學來就是為了用，你一個人再有本事，還以為你真能把所有東西都給學會了？還真以為所有知識你都用得著？既然不能用到，那你把自己整個生命都拿來學這是幹啥呢？時間都被你拿來學習了，還怎麼有時間把學到的東西拿來用呢？
莊子認為，養生之道重在順應自然，忘卻情感，不為外物所滯。 秉承事物中虛之道，順應自然的變化與發展，處世、生活都要“因其固然”、“依乎天理”。莊子思想的中心，一是無所依憑、自由自在，一是順其自然、反對人為（詳見莊子《養生主》）。所以，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應該是孜孜不倦的學習，其實是與莊子自身思想相違背的。
該不該“不求甚解”
“不求甚解”現在常用來形容學習或工作的態度不認真，不求深入理解，淺嚐輒止，含貶義。這種讀書方法一開始是由陶淵明提出來的，那麼偉大的一個詩人，怎麼會這麼不負責任的倡導這種壞習慣呢？自己不愛學習也就算了，還要耽誤別人。
其實，陶淵明在《五柳先生傳》中說：“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原意是說讀書隻要領會意旨就行，不過於在字句上花工夫，認為讀書在於虛心和會意，反對死讀或摳字句而忽視精神實質的理解。“不求甚解”有兩層意思：一是表示虛心，二是說明讀書的方法，不要固執一點，咬文嚼字，而要前後貫通，了解大意。現代人眼裏的“不求甚解”，除了不要“咬文嚼字”符合陶淵明本意外，其餘不是陶淵明的意思。陶淵明愛好讀書，而且執著個人見解。《雜詩》說：“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移居》說：“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說明讀得相當深入，對疑義還要作一番辨析。其實陶淵明的“不求甚解”，旨在芟除枝葉，達到提要鉤玄、取其精髓的目的，所以明代思想家李贄《四書評序》讚揚說：“千古善讀書者，陶淵明一人而已。”
據王粲的《英雄記鈔》說，諸葛亮與徐庶、石廣元、孟公威等人一道遊學讀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看來諸葛亮比徐庶等人確實要高明得多，因為觀其大略的人，往往知識更廣泛，了解問題更全麵。陶淵明的“不求甚解”讀書法，其實與諸葛亮的“觀其大略”有異曲同工之妙，現代人不能領悟其中的要旨，還要以“不求甚解”來為自己的懶惰辯解，實在是對陶淵明讀書精神的一種玷汙。
“床前”沒有“明月光”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這估計是中國詩歌排行榜中普及率最高的古詩了。但就是這麼一首膾炙人口，簡單明了的古詩，爭議也是由來已久了，這爭議的焦點主要就是對於床的理解。
第一種理解是最直接，也是曆來為人們所認同的，那就是把“床”理解為“人睡的床”，這也就沒什麼好說的了，在此直接跳過。
接下的兩種理解自然都是這種解釋的反對派了。他們認為，如果是躺在床上，那就無法“抬頭”“低頭”了。同時二者都以李白詩《長幹行》來映照。
第二種理解是將“床”解釋為“井欄”。
中國人有個習慣，大多數人放床的時候，至少有一麵是貼牆的，可能這樣便於布局也更有安全感吧。尤其在古代，很少有人把床放在房間中央的。但在《長幹行》裏，其中有這麼兩句：“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意思就是笑男孩用竹子當馬騎著來找小女孩，然後圍著床一邊跑一邊用沒熟的梅子在打鬧。如果床有一麵靠牆，兩個小孩是不可能繞著床跑的。因此這個“床”不可能是睡覺用的床。
《辭海》給“床”注釋有一項為“井上圍欄”。《古樂府·淮南王篇》：“後欄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漿”，“床”也就是井上圍欄的意思。《長幹行》裏那對小孩並沒有在室內，而是在戶外圍著井欄在打鬧了。古人把“有井水處”稱為故鄉，所以人們習慣把離開家鄉稱為背井離鄉。這種說法認為，在冷落的秋夜，詩人李白無心睡眠，於是在院子裏一個人散步，無意中看到井欄處灑落的月光，由井而及鄉思，一抬頭望著天上明月，滿懷思鄉之情脫口而出。
第三種說法就是《百家講壇》中馬未都先生提出來的“馬紮說”。“馬紮”在唐朝時又稱“胡床”。馬先生認為唐代的建築門窗是非常小的，到宋代以後才出現隔扇門，在唐代以前門窗都非常小，門是板門，不透光的，窗非常小，月光是不可能進入室內的，尤其當你的窗戶上糊上紙，糊上綾子的時候，光線根本就進不來，因此李白不可能是在屋子裏。於是從杜甫《樹間》“滿歲如鬆碧，同時待菊黃。幾回沾葉露，乘月坐胡床”中得到啟發，認為李白就拎著一個馬紮子坐在院子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杜甫的詩就是對李白這種狀態的描述：我在院子裏坐著馬紮看月亮，幾回沾上樹葉上的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