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個好好的清官，怎麼會跨越時空，從清朝跑到宋朝，成為包青天的刀下之鬼呢？
陳熟美又叫陳年穀，早在上學時期就和秦馨蓮私定了終身。後來在秦家的資助下奮發讀書，於清朝順治八年考取舉人，順治十二年考取第312名進士，經吏部詮選任直隸（今河北）饒陽縣知縣。清順治十五年，陳熟美的同學仇夢麟與胡夢蝶從均州到貴州找陳熟美，想讓陳熟美給解決下“工作”，混個“公務員”當當。陳熟美和秦馨蓮都挺正直的，對走後門很反感，讓他們好好學習，參加公務員考試。仇、胡兩人就不幹了，當麵不敢說什麼，暗地裏卻將社會上一些升官發財、忘恩負義而拋棄妻兒之事，捏在一起，加在了陳熟美的身上，把《琵琶記》稍加改編成《秦香蓮》，陳熟美改成陳世美，又名《秦香蓮懷抱琵琶》，連續在河南南陽、鄧縣，湖北襄陽、均州上演。戲中辱罵“陳熟美”貪圖榮華富貴、忘恩負義，被包青天斬首示眾。後來，該劇在民國時期演變成了《鍘美案》。從此，陳世美便與負心漢就這麼無奈地等同起來了。
相傳，清末時有劇團在均州演出此戲時，陳世美的第八代傳人組織家族眾人，砸了該劇團衣箱，並毆打演員，使演出被迫停止。據說，現在當地仍有“北門街不唱陳世美，秦家樓不唱秦香蓮”的俗話。
一代清官竟背負如此罵名，成為負心郎的代名詞，並流傳千古。真是應了一句話：寧可錯失君子，切莫得罪小人。
蘇小妹查無其人
在世人眼裏，蘇小妹和秦少遊的愛情故事不可不說是相當的豐富多彩了。一個才子，一個才女，留下來的逸聞趣事那叫一個多啊，而且都可說是雅俗共賞型的，詼諧搞笑中又不失文采盎然。
蘇小妹何許人也？世人告訴我說，蘇小妹，蘇東坡之妹，其才氣直逼其兄，沒有八鬥也有七鬥。後以文招親，繡球拋給了才子秦少遊，二人常以詩詞相戲，婚姻幸福美滿。這麼聰慧可人的一大奇女子，按說誰都不敢忽視她的存在，可偏偏有人就是把她當成了空氣，而這個人竟然還是蘇軾他爹！
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蘇洵（字明允）在《祭亡妻文》中說：“有子六人，今誰在堂？惟軾與轍，僅存不亡。”蘇洵自己都說自己子女隻有蘇軾蘇轍倆兄弟“僅存不亡”，這老頭是不是老婆沒了傷心過度了，要不怎麼沒心沒肺地不要自己女兒了呢？
蘇老頭其實清醒得很。翻開蘇軾家譜，蘇家確實有個才女，隻是她不是蘇軾的妹妹，而是蘇軾的姐姐，名叫蘇八娘。八娘長蘇軾一歲，從小就和蘇軾蘇轍兄弟一起玩耍嬉戲，由蘇家乳母任采蓮照顧。蘇洵在嘉佑四年寫的《自尤〈並序〉》中提到：“女幼兒好學，慷慨有過人之節，為文亦往往有可喜。”由此可見八娘幼時便聰明好學，有一般女子所不具備的才學和誌氣。才華上八娘或許不輸於“蘇小妹”，可婚姻上八娘就沒有小妹的福氣了。
蘇八娘於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嫁給其母兄程浚之子即其表兄程之才（即程正甫），時年十六歲，婚後的生活並不幸福，經常受程家的虐待，婚後第二年生有一子，第三年便因受夫家虐待致死，死時十八歲。蘇洵在蘇八娘死後八年寫的《自尤〈並序〉》中不無痛苦地自責自己當初把女兒嫁給了“州裏之大盜”。
蘇八娘，生於景佑二年（1035年），卒於皇佑四年（1052年）。秦少遊亦稱秦觀，是蘇軾的學生。蘇八娘死時，秦觀才三歲。而當秦觀第一次遇見蘇軾時，秦觀已經29歲，蘇軾43歲，秦觀已經有婚約，夫人叫徐文美。秦觀在《徐君主簿行狀》中寫道：“（徐成甫）女三人，曰文美、文英、文柔……以文美妻餘。”可見秦觀之妻是徐文美，而非“蘇小妹”。
可見蘇八娘不可能是蘇小妹，秦少遊的老婆也不可能是蘇小妹，而在蘇軾、蘇轍的書信來往中，也沒有關於蘇小妹的任何記載，由這些曆史記載來看，蘇小妹是蘇東坡胞妹的傳說便不攻自破了。可惜了這麼一個才華橫溢的女子，原來隻是一個查無其人的幻影，也正是如此，“蘇小妹”才會在人們的傳言裏日益完美，更加迷人。
秦檜被剝奪的權利
高賢邈已遠，凜凜生氣存。
韓範不時有，此心誰與論。
——秦檜《題範文正公書伯夷頌後》
提起秦檜，人們自然想到一個奴顏婢膝、殘害忠良的奸臣。秦檜，早已與通敵賣國劃上了等號。就因為這個罪名，秦檜夫妻在杭州西湖邊跪上了幾百年，而且還得這麼繼續跪下去。
人品上雖然為世人所唾棄，但不能說秦檜這個人就一無所齲 畢竟能在朝廷裏前後執政十九年，並且兩任宰相，這還是需要相當的能力和手腕的。秦檜博學多才，尤其在書法上很有造詣。他綜合前人之長，自成一家，創立了一種用於印刷的字體，這就是宋體字。
按一般的習慣，宋體字本來應該叫秦體字才對。如唐朝顏真卿的顏體，柳公權的柳體等，都是以創立者的姓來命名的。可是由於秦檜字雖然堂堂正正，但為人卻站不直，行不正了。在抗金鬥爭中，秦檜是投降派的代表人物，曾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了民族英雄嶽飛父子，成為千古罪人，所以人們痛恨他人品太差，雖然應用他創立的字體，但都不約而同地剝奪了他對其專利的享有權，借用當時朝代的稱號，將這種字體命名為宋體。
宋代“興文教，抑武事”，文化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昌盛景象。印刷出版業在宋代進入了黃金時代，雕版印刷興旺，刻書中心發展較快，活字印刷問世。宋體字的字形方正，筆畫橫平豎直，橫細豎粗，棱角分明，結構嚴謹，整齊均勻，有極強的筆畫規律性，從而使人在閱讀時有一種舒適醒目的感覺。宋體字便於書寫和刻寫，字體美觀端莊，適應了印刷出版業的行業操作要求，成為宋代文化造極的見證者。
宋體雖然在宋代產生，但並不成熟，而且宋代崇尚仿書法字體的顏體、柳體、歐體。一直到明代，由於經濟因素，占據版麵較小的宋體逐漸流行。由於這種字體缺少變化藝術性，被明代文人詬為“匠體字”。宋體字東傳至日本，被日本稱作明朝體。元、明大量翻刻宋本，明代時，宋體字的地位最終得以確立。
宋體字是當今印刷行業應用得最為廣泛的一種字體，根據字外形的不同，又分為書宋和報宋。今天的書刊或報紙的正文大部分都是宋體字。
黯然落幕的壯舉
在世界航海史上，我們總愛拿當年明朝時期鄭和下西洋來炫耀中國航海曆史的悠久。這的確是我國乃至航海史上的一次壯舉，但要是拿來作為炫耀的資本，倒大可不必。
明永樂三年（1405年），明成祖命鄭和（原姓馬，小字三保，今昆明市晉寧縣人）率領由240多艘海船、27400名士兵和船員組成的龐大的船隊遠航，訪問了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30多個國家和地區，加深了中國同東南亞、東非的友好關係。一直到明宣德8年（1433年），他一共遠航了有七次之多。最後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裏時，在船上因病過世。民間將他的旅行探險稱之為三保太監下西洋，並有民間故事《三保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傳世。
鄭和率領的龐大船隊，就其活動的性質來說，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隊，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團，而是由封建統治者組織和派遣的兼有外交和貿易雙重任務的船隊。因此，鄭和下西洋的動機和目的，也是明成祖朱棣派遣他出使“西洋”的動機和目的。對於這一目的，有如下兩種猜測。
第一種猜測是明成祖為了宣揚國威，向外示富。
明朝初年，正是國勢向上發展的時期。這時在北方，蒙古的勢力已被驅逐出長城以外，明朝的封建統治已十分鞏固，加上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國勢日趨強盛，這就有可能使它向海外發展。明朝永樂年間，由於國力強盛，朱棣要建立一個天朝大國的思想就更加強烈。明成祖的個性好大喜功，常常向異域顯示中國的富強，他對明朝初期對海外的消極政策深表不滿，故朝廷對外政策為之一變，即位後派宦官出國，召各國來朝，此舉無疑可以提高明成祖的威望。鄭和下西洋可以在國外顯耀兵力，向海外各國誇示中國的富強，宣揚明朝的威德。同時他還想用揚威海外來緩和國內一部分人對他武力奪取皇位的不滿。
第二種猜測認為朱棣派鄭和下“西洋”，是為了找尋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
朱棣的皇位是通過政變從侄兒建文帝手中奪得的。“靖難之役”以後，建文帝朱允炆不知所蹤，這在猜忌心很重的朱棣看來，自然是一件最不放心的事。朱棣懷疑他逃到海外避難，恐怕他將來對自己構成威脅，所以派鄭和下西洋暗中偵察建文帝的蹤跡，以絕後患。
鄭和出使的任務之一，就是招徠各國稱臣納貢，與這些國家建立起上邦大國與藩屬之國的關係。為了完成這一任務，鄭和到各國以後，第一件事便是宣傳朱棣的皇帝詔書。向各國宣諭：明朝皇帝是上邦大國之君，是奉“天命天君”的旨意來管理天下的，因此四方之藩夷都要遵照明朝皇帝說的去做，各國之間不可以眾欺寡，以強淩弱，要共享天下太平之福。如果奉召前來朝貢，則禮尚往來，一律從優賞賜。
第二件事便是贈送禮物。賜各國國王誥命銀印，賜國王及各級官員冠服和其他禮物，表示願意和那些國家建立和發展友好的關係。
第三件事是進行貿易活動。以中國的手工業品換取各國的土特產品，使各國為中國的精美手工業品所吸引，從而願意來中國稱臣納貢，進行貿易活動。中國出口的絲織品和瓷器等，早就在亞非各國享有盛譽。亞非的很多國家早就想同中國發展貿易關係。隻是由於朱元璋“海禁政策”，才限製了這種貿易的發展。朱棣取消“海禁政策”，派遣鄭和出使，表明中國恢複了同海外各國的正常貿易。海外各國同時也認為，跟中國納貢稱臣，進行貿易，建立友好關係，是有利可圖的事。
其實，鄭和下西洋，與東南亞發展的不是彼此平等的經濟貿易關係，而是一種天邦上國與“海外蠻夷”之間的一種貢賜關係，這種關係不但沒有推動國內經濟的發展，反而大大增加了明朝政府的負擔。
鄭和曾到達過爪哇、蘇門答臘、蘇祿、彭享、真蠟、古裏、暹羅、阿丹、天方、左法爾、忽魯謨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個國家，最遠曾達非洲東岸，紅海、麥加，並有可能到過澳大利亞。這些記載都代表了中國航海探險的高峰，比西方探險家達·伽馬、哥倫布等人早八十多年。其船舶技術之先進，航程之長，影響之巨，船隻噸位之大，航海人員之眾，組織配備之嚴密，航海技術之先進，在當時的世界上，都是遙遙領先的。然而，我們應當看到，鄭和遠航與西方人開辟新航路，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後果。
鄭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動雖然聲勢浩大，但明成祖和鄭和死後不久，中國船隊便絕跡於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中國的航海事業突然中斷了，這使得中國與西洋各國業已建立起來的聯係戛然而止。從此，中國人傳統的海外貿易市場逐漸被歐洲人所占據，並最終退出了正在醞釀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常相反，哥倫布和達·伽馬開辟新航路，卻在西歐激起了遠洋航海的熱潮。
在中國，作為國家的政治任務，鄭和下西洋對於中國經濟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鄭和下西洋可以不以貿易獲利為目的，但不能不計成本。七次下西洋給明朝財政造成了巨大的經濟負擔，隨著國力衰退，航海的壯舉必然隨之悄然結束。隨著鄭和下西洋活動的終止，中國政府將自己與當時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場隔絕開來。
而在西方，東方的商品和航海貿易的利潤直接加速了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辟了新的活動場所，從而揭開了資本原始積累的序幕。從這一點來看，哥倫布等人的航海活動，對西歐乃至世界曆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是先前的鄭和下西洋所無法比擬的。
唐伯虎未曾點秋香
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樂月中眠。
漫勞海內傳名字，誰論腰間缺酒錢。
詩賦自慚稱作者，眾人多道我神仙。
些須做得工夫處，莫損心頭一寸天。
——唐伯虎《言懷》
說起唐伯虎，人們眼前多會浮現出那個民間傳說和影視作品中演繹了不知多少遍的才華橫溢、風流倜儻、浪漫非凡、“三笑點秋香”、“家有九美”的“江南第一風流才子”的形象。唐伯虎，早已不是一個簡單的人名，而是風流與才華的代名詞。但曆史上真實的唐伯虎卻是一生坎坷，並非《三笑》中的塑造的那種喜劇角色。
真實的唐伯虎，才子是實，風流是虛。據《明史唐寅傳》記錄，唐寅29歲鄉試中解元後，次年赴京會試不料受牽連入獄，成了朝廷競爭的犧牲品。出獄後，他淪落到“海內以寅為不齒之士，知與不知，畢皆而唾”的地步，根本就沒有傳說中的風光。妻子嫌貧愛富，反目離婚；傭人側目，動輒頂撞，使他在精神上備受打擊，心情十分低落。後來，他遠離家鄉遍曆東南數省，暢遊名川大山。這時，適逢南寧王朱宸濠慕名相聘，唐伯虎到南昌後，發現寧王意圖造反，就偽裝癲狂，被寧王遣送還鄉。從此，他斷絕了仕途的想法，沉迷於詩畫，以作畫賣文為生，過著布衣素食的清苦生活。他潔身自好，從不巴結權貴，不趨炎附勢，“閑來寫幅丹表賣，不使人間造孽錢”，甚是難得。
據專家研究，唐伯虎從未自稱過“江南第一風流才子”，所謂的“江南第一風流才子”的印章也是後人偽造的。民間傳說的“點秋香”豔事也純屬虛構。清代學者俞樾，曾在《茶得室從鈔》中專為唐伯虎辟謠，斷定“三笑姻緣”不過是好事者借唐伯虎的盛名，把別人的事張冠李戴罷了，這起錯案見諸文字，可能首載於明代馮夢龍《警世通言》中的“唐解元一笑姻緣”，經明清兩代文人渲染後，遂使唐伯虎成了世人眼中的一個“風流才子”。曆史上雖有秋香其人，且和唐伯虎同是生活在明代中葉，是當時南京一名頗有名氣的青樓女子，不過她至少要比唐伯虎大二十歲。因此秋香雖在金陵高張豔幟，卻根本不可能與唐伯虎發生些什麼風流瓜葛。
明弘治十八年，已經36歲的唐伯虎續娶患難中結識的紅顏知己沈九娘為妻，隨後在蘇州金閶門外桃花塢築屋，取名桃花庵（遺址在今桃花塢大街）。至於唐伯虎“妻妾成群”的傳說，很可能因其續娶的夫人名叫沈九娘，加之唐伯虎的仕女畫登峰造極，以及唐伯虎平日的放浪不羈的舉止，後世無聊文人牽強附會，把“九娘”謠傳成了“九個美嬌娘”，還杜撰出了一個《九美圖》，這樣，唐伯虎在小說中就有了九個妻子，並且演繹出了“三笑點秋香”的風流韻事。
試問，憑當時唐伯虎的貧寒情況，怎可能妻妾成群？
“超級女聲”孟薑女的成長史
夏季裏來熱難當，
蚊蟲飛來難提防。
寧可叮我千口血。
莫叮我夫萬祁良。
——歌曲《孟薑女》
話說當年孟薑女放聲一哭，一舉哭倒了長城，從而被評為曆屆超級女聲之首。這麼強大的分貝，這麼深厚的功底，孟薑女究竟是怎麼修煉出來的呢？在其成功的背後，又有多少默默付出的人？下麵我們就一起來探討一下孟薑女的成長史。
一、孟薑女其人
首先，我給大家爆個料：孟薑女不姓孟。“孟”為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的意思；“薑”才是其姓氏。“孟薑女”實際的意思是“薑家的大女兒”，而且，孟薑女不是單指一個人，而是一類人的通稱。西周時期，山東齊國地區屬於薑尚的封地，於是“薑”便成為齊國的國姓。據《毛傳》：“孟薑，齊之長女。”陳奐傳疏：“孟薑，世族之妻。”等文獻記載，先秦時期，“孟薑”一般稱齊國國君之長女，亦通指世族婦女。也就是說，當時很多齊國公室的貴族婦女，都可稱“孟薑”。此點除文獻證據外，有文物桓子孟薑壺為證（此壺為春秋時期齊莊公薑光的大女兒薑蕾和丈夫田桓子無宇共鑄，以悼念田桓子無宇的父親田須無）。
孟薑女的原初形態一直上溯到《左傳》的“杞梁妻”，《敦煌曲子·搗練子》中寫到：“孟薑女，杞梁妻，一去燕山更不歸。”據《左傳》等史書記載，齊莊公四年秋，齊國將軍杞梁率兵攻打莒國，不幸戰亡，“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吊之”，此時尚沒有哭夫的情節。那又是怎麼哭起來的呢？
二、孟薑女之哭
杞梁妻是孟薑女的幼年時期，此時的孟薑女還沒有鍛煉出“哭”的功力。走向成功的路上，孟薑女碰到的第一個炒作者是曾子。曾子在《禮記·檀弓》中為孟薑女增加了“哭夫”情節，“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孟薑女的名氣大幅提高，許多媒體相繼對其進行報道。戰國時期的《孟子》又引淳於髡的話說“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西漢劉向的《說苑·善說篇》：“昔華周、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為之崩，城為之阨。”《列女傳》中，又平添了“投淄水”的情節：“乃枕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內誠感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城為之崩。既葬，曰：我何歸矣……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這樣，到西漢時，杞梁妻的人氣越來越高，其功力也越來越深，學會了哭夫、崩城、投水等一係列技巧。
三、孟薑女之哭與長城之倒
唐代貫休是孟薑女走上成功寶座的決定性人物。“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裏，杞梁貞婦啼嗚嗚。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複孤。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饑魄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貫休這篇《杞梁妻》極盡誇張炒作之能事，施展出乾坤大挪移的無上手法，把春秋時期的事挪到了秦代，把臨淄的事搬到了長城內外，把“城”嫁接到“長城”，再把“長城”直接定義為“秦長城”。經過貫休的炒作，杞梁妻來了個美女大變身，終於成了“超級女聲”之冠，哭倒了長城。
到了明代，明政府為了防止瓦剌入侵，大修長城，招致民怨沸騰。杞梁妻取了藝名叫做“孟薑女”，同時為杞梁取名為“萬喜梁”，“拍攝”了一出全新的《孟薑女哭長城》，在哭的基礎上，增加了諸如招親、夫妻恩愛、千裏送寒衣等溫情的情節，創當時票房之新高，從此九州之內無人不知孟薑女之芳名。
誰說香妃逃跑了
一部《還珠格格》，讓我們記住了很多傳奇式的人物，而其中最神秘的，絕對是非那個“天賦異稟”的香妃莫屬了。香妃的這個“稟”很神奇，它使得香妃遍體幽香。《還珠格格》告訴我們，乾隆這老頭子太風流了，看到新疆來的這個含香後就把魂兒都給丟了，可人家含香早就和帥哥麥爾丹“你是風兒我是沙”，而且這個風兒和沙的故事把小燕子和紫薇感動得稀裏嘩啦，連老爹也不要了，愣是把風兒和沙都變成蝴蝶飛走了。
其實，香妃是否遍體生香，根本無從考證。但乾隆帝有一個維吾爾族妃子卻是史實，據著名曆史學家孟森教授在1937考證，其實香妃就是曆史上的容妃。這個結論在當時引發了極大的爭議。因為，孟森教授的考證隻是通過清宮檔案和時人筆記的材料來推斷的，並沒有得到考古材料的實證。這件事一直到了1979年，河北省遵化縣馬蘭峪的清東陵裕妃園寢內的一座墓自然坍塌，在露出的木板上露出了“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的阿拉伯文字。後來，考古學家根據這個線索對這座墳墓作了進一步的考古發掘。最終確認此墓就是乾隆的維吾爾族妃子“容妃”的墓。後來，又將墓中出土的文物同孟森教授的考證一對照，發現孟森教授所說的“香妃就是容妃”的結論可能是正確的。
容妃去世於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九日，葬於清東陵的裕陵妃園寢內，享年55歲，如果香妃就是容妃，那香妃出逃的故事就純屬虛構了。如果香妃不是容妃，那從現有的史料上看，整個香妃的故事就更是子虛烏有了，又何來出逃這一出呢？
劉羅鍋的“包裝術”
宰相劉羅鍋，聞名遐邇，被評選為清代大臣中“上鏡率”最高的第三名，與和珅、紀曉嵐分庭抗禮。羅鍋者，駝也。一個殘疾人士能獲此殊榮，實在是太不容易了，這個劉羅鍋是怎麼做到的呢？
一、辦假證抬高身份
宰相，是封建社會最大的官，是皇帝的助手，地位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宰相的設立大約始於東周，以後的朝代都有宰相。但是到了明朝初年，因宰相胡惟庸權力過大，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滿，一怒之下，朱元璋殺了胡惟庸，從此不再設宰相，將宰相的權力收歸皇帝。清入關前就不設宰相，入關後清承明製，也不再設宰相。一直到清滅亡，清政府都沒有設過宰相。
查閱曆史檔案館中劉羅鍋的檔案資料發現，劉羅鍋本名劉墉，山東諸城人士，出身於世族名門，劉墉的曾祖父劉必顯為順治年間進士，祖父劉棨（qǐ）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父親劉統勳更是一代名臣，官至東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可謂家世顯赫。乾隆十六年（1751年），33歲的劉墉因為父親的關係走進了官常在中央機關學習一段時間後，乾隆二十一年（1756），劉墉開始在各地基層鍛煉，深入群眾，為各地方辦了不少實事。乾隆四十七年，劉墉奉調入京出任左都禦史，開始在中央任職，做到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上書房總師傅等官職。
清代的官吏體製注定了劉墉與宰相無緣，劉墉的為官記錄，證實了劉墉與宰相無份。可劉墉的造型師為了抬高劉墉的身份，愣是給他換上了一套宰相的包裝，眩人耳目。
二、借名人炒作
在封建社會，選官向來是以“身、言、書、判”作為首要條件的。所謂身，即形體，需要五官端正，儀表堂堂，否則難立官威。古代科舉，不光有筆試，還有一樣就是目測。凡身有殘疾、相貌惡劣的，全不錄取，為的是維護官員的形象。傳說中的鍾馗，雖然才學極高，但因相貌不佳，而未能進科舉。雖然是傳說，但也從側麵反映出，科舉考試中，相貌也是一條。隻是相貌醜了點就沒有資格進科舉，羅鍋自然更不行了。如果劉墉真的是個羅鍋，不但進不了內閣，就是科舉這關都過不了，早就給刷下來了。
其實劉墉被稱為“羅鍋”出自傳說。說的是一天上樓，皇上看著劉墉弓身爬樓梯的樣子很可笑，就出了個謎：“後輩（背）更比前輩（背）高。”這難不住劉墉，他隨口就說“羅鍋”。皇上大笑，說：“你就是羅鍋！”劉墉馬上說：“謝主隆恩！”雖然隻是玩笑而已，但到底是天子所賜，金口玉言，於是經紀人又抓準時機，在宰相包裝的基礎上大炒特炒，將一個全新的劉墉——宰相劉羅鍋展現在我們麵前。
紀曉嵐耍不了和
《鐵齒銅牙紀曉嵐》這部電視劇，估計沒看過的沒幾人，每次看到機智過人的紀曉嵐將和珅耍得團團轉、醜態百出時，觀眾無不大呼過癮。
觀眾是過了癮了，但有個問題就出現了：紀曉嵐真能這樣耍和珅嗎？
從年齡上看，紀曉嵐：1724年—1805年，和珅：1750年—1799年，二者相差了26歲。紀曉嵐是乾隆十九年中進士，那年他20歲。而和珅則剛在四年前出生，於乾隆三十七年，即他22歲時，才當上了官階正五品的三等侍衛，並隨即充任粘杆處侍衛，至此平步青雲。當時紀曉嵐已經48歲了。一個老人幹嘛老是和一個年輕人較真，所以二人應該不會爭鬥很厲害，要“鬥法”也是紀曉嵐在幕後指揮，不會親自上陣。
從官職上看，紀曉嵐最終的官職是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管國子監。和珅是戶部尚書，兼任兵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領班軍機大臣。在曆史上，紀曉嵐官職低於和珅，職位權力，紀曉嵐都無法和和珅抗衡，自然也不可能將和珅耍得團團轉了。
從私交上看，紀曉嵐呢，恐怕您想不到，還是和珅的好朋友，經常幫助和珅潤色文稿，和珅很欣賞他，在官場上也頗照顧他。紀曉嵐並不是什麼直臣忠臣，隻是個才子而已，尤其善於對對聯。據《清朝野史大觀》記載，有次紀曉嵐的親家在江南犯法，皇上要徹查，紀曉嵐獲知消息，立即寫了封信給親家提醒，裏麵並無一字，隻放了些鹽粒和茶葉，暗示親家朝廷要“嚴查”了。不料被乾隆獲悉，勃然大怒，將紀曉嵐發配到了新疆（此事《清高宗實錄》中亦有記載，隻是沒這麼生動）。過了三年，見乾隆氣也消得差不多了，還是和珅來求情，才把他叫回來負責編輯《四庫全書》，可見和珅和紀曉嵐關係即使不是很好，也總不至於是什麼對頭。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宰相劉羅鍋》中的劉羅鍋也是大耍和珅的人物，但是在《鐵齒銅牙紀曉嵐》中，幾乎就沒有這位劉羅鍋的事，兩個按理說是同一戰壕的人物卻是“老死不相往來”，這正好也暴露了其曆史的虛化性，與真正的曆史是不能劃等號的。
有苦難言的李鴻章
翻開《中國近代史》教科書，李鴻章名下一大串一大串的都是在曆數他的“賣國”史。李鴻章這個人物以前給我們的印象就是：一個頑固反動、喪權辱國、賣國求榮的奸臣。從1872年處理天津教案到1901年同八國聯軍談判，近三十年間，李鴻章同列強簽訂了無數的外交條約，而且絕大多數都是喪權辱國的賣國條約，比如國人談之而憤恨的《馬關條約》、《辛醜條約》。也正是因為這樣，李鴻章本人也背負了無數的罵名，無論是生前還是身後。
慈禧太後是當家人，捧著洋人的臭腳丫子高唱著“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同治、光緒二帝是名義上的“一把手”，下邊還有鹹豐皇帝的親弟弟六王爺、七王爺，李鴻章最多是分管外交、外事、外資朝政的“五把手”，如果按爵位排序，前麵還有幾尊位高權重、地位顯赫的滿蒙親王、郡王，李鴻章有什麼權力隨便簽訂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弱國無外交”，簽訂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是吃力不討好的苦差使，受屈辱，趟混水，涉險灘，挨謾罵，當替罪羊，並替太後一黨背曆史黑鍋。李鴻章或許誤國，但絕非賣國，不僅不賣國，還在同洋人談判的過程中竭盡自己所能去爭取一點一滴的利益，說白了就是虎口中奪食。作為洋人最痛感難纏的對手，他往往利用自己談判全權代表的身份，用自己的努力和僅有的權利，去力爭使自己的國家和朝廷少割點地，少賠點款，少開放點特權。據《清史稿》記載，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時，“抵馬關，與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陸奧宗光議，多要挾。鴻章遇刺傷麵，創甚，而言論自若，氣不少衰。”一係列條約的背後，如果沒有李鴻章的竭力爭取，那麼，諾大的中國在晚清所丟掉的土地和權利，將遠不會是今天在曆史課本中所看到的那些。不過這些努力在失敗的大環境下，完全湮滅在落井下石和咒罵的聲浪中，並一直延續到了今天。在外交領域，李鴻章為滿清王朝背完了所有外交黑鍋，堪稱中國曆史上背黑鍋冠軍，背黑鍋受的委屈比竇娥還冤！
從國家整體利益來說，李鴻章也不能拒簽，為什麼？列強的態度很強硬：不簽，就再開戰端。李鴻章明白，以中國孱弱的國力、虛弱的軍力以及一盤散沙般的國人，再開戰端就意味著必敗無疑。甲午一役，當時在清政府方麵是李鴻章幾乎“以一人而戰一國”（梁啟超：《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甚至連日本人的輿論都說自己是舉國之力對李鴻章一人，為什麼？因為真正在前線抵抗侵略的（先不談抵抗的如何）隻有李鴻章的淮軍，而其他人呢？要麼坐地觀望，等著存心看淮軍的笑話；要麼就是洋大人給倆賞錢，興衝衝地給別人帶路。舉國上下把這場戰爭當什麼了？當成扳倒政敵的機會！正是因為《馬關條約》的強烈刺激，李鴻章發誓“終身不履日地”。1896年他出使歐美各國回來，途經日本橫濱，再也不願登岸，當時需要換乘輪船，要用小船擺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麼也不肯上，最後沒有辦法，隻好在兩艘輪船之間架了一塊木板，75歲的高齡老人，在呼呼悠悠的海麵上，毅然決然地蹣跚著步子，慢慢騰騰地挪過去。
對於那些罵李鴻章的人，梁啟超在書中說道：“中國俗儒罵李鴻章為秦檜者最多焉。法越中日兩役間，此論極盛矣。出於市井野人之口，猶可言也，士君子而為此言，吾無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梁啟超：《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意思就是市井匹夫罵李鴻章是賣國賊還情有可原，若是士大夫就隻好當他們是瘋狗狂叫罷了。
李鴻章的晚輩、馬關談判中的對手——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對李鴻章說了句公道話：“如果我在貴國，那麼我的作為遠遠不如閣下，若閣下在日本，那麼成就定會遠遠高於我埃”這不是謙辭，而是伊藤博文作為一個政治家和外交家對李鴻章個人能力肯定的肺腑之詞。而美國人對李鴻章評價是：“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最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立下了最重要的功勳；以從政來說，他為這個古老的國家和人民提供了公認的最優良的設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他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