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三國演義》中馬謖對諸葛亮的托付，雖然我們說《三國演義》是小說，不能當史書來看，但是“七分史實，三分虛構”是《三國演義》的一個重要的特點，這也就是說，在這部小說中，還是有一定真實性的。那這段話的真實度究竟有多少呢？
《馬謖傳》裴鬆之注引《襄陽記》說的又是：“謖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由此看來，馬謖托孤的事還是存在的，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馬謖是寫信給諸葛亮，並不是當麵對諸葛亮說的，可見，馬謖下獄後沒有見到諸葛亮，諸葛亮也沒有到監獄看馬謖。如果兩人能夠見麵，就沒有必要寫信了，那樣的話，諸葛亮揮淚斬馬謖的可能性自然也就不高了。
周瑜含冤千古
《三國演義》告訴我們，周瑜因為氣量狹窄，妒忌賢能，最後讓諸葛亮給活活氣死了。因此，當我們閱讀到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時，往往會想當然的將那個“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人歸結於諸葛亮。殊不知當我們這樣認為時，我們在周瑜那受傷的心靈上又悄悄地劃上了一刀。
暫且撇開周瑜的軍事才能不說，單從其氣度來說，《三國誌·吳書·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中記載，周瑜“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惟與程普不睦。”曆史學家陳壽直截了當地就告訴我們，周瑜氣度恢宏，為人大氣，除了跟程普吵吵嘴之外，與其他人的關係都還是很不錯的。程普早年因追隨孫堅攻城略地，身經百戰，是吳國的老前輩了，所以有點瞧不起周瑜這個白麵書生式的後起之秀。但周瑜並不與他計較，天長日久，程普也忍不住被周瑜的大度所感化，轉而佩服敬重起周瑜來，並聲稱“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虞溥《江表傳》：“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周瑜寬宏磊落，多次向孫氏政權薦賢舉能。魯肅就是周瑜推薦的，甚至在病重時，周瑜還極力向孫權推薦魯肅接任自己的職位。甚至連劉備也對周瑜佩服得五體投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為人臣耳。”（虞溥《江表傳》）。
多麼意氣風發，胸襟廣闊，年少有為的一個青年，連蘇軾都成了他的忠實粉絲，結果被傳得是如此不堪，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其實在隋、唐、宋時期，周瑜的粉絲還是很多的，世人對於周瑜故事的傳唱大都以褒揚為主，大家熟知的諸多詩歌都在讚頌周瑜的曆史功績。如李白《赤壁歌》中的“烈火張天照雲海，周郎於此破曹公”。戴複古的《赤壁》：“千載周公瑾，如其在眼前。英風揮羽扇，烈火破樓船。”以及蘇東坡的《赤壁懷古》，“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但自元、明、清後，小說演義以及戲劇中的周瑜形象便受到了極大的貶損，周瑜被刻畫成了一個心胸狹小，爭強好勝的反麵典型。周瑜曆史形象的變形，主要源於兩個方麵。一是正統的文化觀念的影響。三國之後的兩千年封建社會裏，漢蜀劉氏政權往往更多的被世人尊為正統，故而在周瑜與諸葛亮這兩個三國精英形象的塑造中，便多有貶損周瑜而褒揚拔高諸葛亮的傾向。二是藝術創作中虛構誇張，極力渲染擴大的結果。特別是曆史小說《三國演義》一出，就徹底將周瑜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其後由《三國演義》衍生而來的各種文學創作如戲劇《黃鶴樓》、《打黃蓋》等又將周瑜氣量狹孝短毒的性格發展到極致，使得周瑜根本就沒有翻身的餘地。
當時的周瑜，在江南那可是天王級的偶像，世稱“周郎”，連老將黃忠也心甘情願被其痛打。在蘇軾的筆下，周瑜多麼年輕有為，文采風流，江山美人兼得，春風得意，且有儒將風度，氣概豪邁，指揮若定，膽略非凡。而在《三國演義》中，為了美化諸葛亮，把周瑜醜化成了一個狹隘嫉妒的小人。周瑜不得不成為一個反襯的角色，於是便有了“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的敗招，於是便有了“既生瑜，何生亮”的哀歎。如果說諸葛亮是《三國演義》最大的贏家，那麼，周瑜完全可以說是《三國演義》中受傷最深的人。
當年何等英偉的一人物，而今淪落至此，周瑜地下有知，估計也不能閉眼了。
美女二喬的緋聞糾紛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杜牧《赤壁》
話說晚唐詩人杜牧到黃州之後，麵對東漢末年赤壁大戰的古戰場遺址，詩興大發，大筆一揮寫下了這首《赤壁》。說當初要是沒有東風，大喬小喬這兩個如花似玉的美女，就隻能被關在銅雀台裏，天天麵對著曹操那張老臉了。
後來羅貫中創作《三國演義》時，順手就借來杜牧這首詩，是大炒特炒，給曹操與二喬之間捏出了一段緋聞。說曹操為了抱得美人歸，帶著八十萬大軍直奔江南，來搶孫策和周瑜的老婆。孫策和周瑜急了，這時，諸葛亮搖著扇子來了，然後赤壁就這麼燒起來了。
於是後來人們就自然而然地覺得曹操當年揮軍南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為了“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三國演義》版《銅雀台賦》）。而正是這一目的，徹底激怒了周瑜，點燃了赤壁之戰的第一把火。
但是我們都忽略了一個事實：按正史《三國誌·魏誌》的記載，赤壁大戰發生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而所謂曹操銅雀台卻是在赤壁大戰後的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才建的，二者前後相差兩年。赤壁大戰發生的時候，並沒有銅雀台，也就是說即使周瑜敗了，即使“二喬”被俘了，也不可能會有“銅雀春深鎖二喬”的結果發生。
此外，《曹子建集》一共十卷，卷卷沒有《銅雀台賦》，唯一比較接近的隻有《登台賦》。因為第一句同樣是以“從明後而嬉遊兮，登層台以娛情”開頭，亦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等一模一樣的文字。然而即使是《登台賦》的內文，曹植也未曾寫過“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那麼很明顯，一來沒有銅雀台賦，二來亦無曹植有攬二喬的想法。不然按理說《銅雀台賦》這麼一首挑釁意味極濃的文章，東吳應該比蜀更關注才對，可周瑜之前根本沒聽說過，還需向孔明詢問才知，顯然是不合情理的。
可是《赤壁》作為一首典型的詠史詩，精於兵法的詩人杜牧，為什麼卻弄顛倒了曆史順序，硬把二喬塞進來銅雀台呢？
這就是詩與史的區別。詩，要抒的是情，所以不宜對曆史細節考慮過多，也不必拘泥於史實，重要的是便於抒情。文學側重的不是現實的真實，而是情感的真實，自我的真實。有感於史又不受曆史真實的束縛，在曆史的題材中，書寫自己真實的情感真實，這就是文學的特征。文史不分家，讀詩時要讀史，詩史時也要讀詩，但是又不能因為史實而影響我們與詩的情感對話。
羅貫中為了情節的需要，讓孔明用計激周瑜時來了這麼幾句“攬二橋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以此激怒周瑜，堅定他作戰的決心。諸葛亮不動聲色地耍了周瑜，同時不動聲色地將我們耍了一回。
看得起你才“倒屣”
《三國誌·魏誌·王粲傳》：“獻帝西遷，徒粲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如果別人跟你說，這就是倒屣相迎的由來，意思是說當年王粲有一天閑著無聊，於是突然決定去蔡邕家玩。蔡邕當時正跟人家鬥地主呢，一聽王粲來了，趕緊拖拉著鞋出來接他。
你聽了會怎麼想，是不是心裏很不舒服，什麼意思嘛，就這樣隨隨便便地接待人家王粲，王粲就那麼沒地位嗎？好歹人家也是一名人埃雖然沒有曹植那樣的家產，但在當時的文藝界，那也是響當當的一號人物。下次再也不來了。
其實是你誤會了。倒屣，倒穿著鞋。古人呆家裏邊的時候，是脫了鞋席地而坐的。如果來客人了，趕緊爬起來去開門，常常就會把鞋穿倒。後以倒屣形容主人熱情迎客。蔡邕“倒屣”迎王粲，正是因為他重視王粲這個哥們，王粲來了，他興奮地連鞋都顧不上了。
話說當年楊黼一時想不開離家出走了，在路上遇見一個老者，問他到哪裏去，楊黼說沒有人關心我，在乎我，活著已經沒有意義了，我也不知道要去哪。老者說，你現在回家，如果看見有人“倒屣披衣”來接你，那麼你就會明白生命的意義。於是楊黼就回家去了。到家的時候已經半夜了，家裏黑燈瞎火的。楊黼就喊開門，楊黼他老媽聽見了，歡喜若狂，趕緊隨便找件衣服一披就跑出來，鞋都穿反了。楊黼一看自己眼前的老媽，就明白了，原來不管怎麼樣，自己永遠是老媽心中最惦記的那個人。
抓虱子聊天的高雅
很多時候，我們都羨慕著別人的高雅風範，而自慚形穢於自己的庸俗。甚至還會不失時機的來上一句：人和人的差距怎麼就這麼大呢？其實啊，別把高雅想的那麼玄。下麵我們就來聊聊古人的高雅。
魏晉風度，在很多人看來，是一種真正的名士風範，所謂真名士自風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雋秀王衍、樂廣至江左領袖王導、謝安，莫不是清峻通脫，表現出的那一派“煙雲水氣”而又“風流自賞”的氣度，不知道曾經迷死了多少人。但如果說起他們的高雅行為，借用當今最流行的一句話說就是：估計你得裝根避雷針了，小心被雷倒。
《晉書·王猛傳》：“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麵談當世之事，捫虱而言，旁若無人。”這個王猛一點都不注意自己個人衛生，人家將軍來和他談話，他一邊聊一邊抓虱子玩，旁若無人。結果居然還讓這將軍桓溫給看上了，安排王猛暫任軍謀祭酒，解決了王猛的就業問題。
高雅也好，風度也罷，玄而不玄，也就這麼回事。它不僅僅是個人文化素質與精神狀態在言談與儀表上的反應，對於一定的社會階層來說，風度還集中體現了他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集中塑造了他們的社會形象。魏晉時期，人們對人物的品評由道德風範轉向人物外貌，進而發展到人物的精神氣質。魏晉名士有一種不同於流俗，甚至不同於任何曆史時期的言談舉止。它不僅是一種政治和文化現象，而且深深地影響著人們的心理與行為，從而構成了這一時代所特有的社會現象。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賢等人，正好反映了魏晉名士的時代精神。我們不能因為他們的這些怪誕行為而去把他們都送進精神醫院，也別簡單地以為我們隨便的效仿一下就能稱得上高雅了。
王恭身無長物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德行》裏有這麼一段記載：“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既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意思是說，有一天，王恭從會稽旅遊回來，王大跑過去問他的旅遊經曆。王大看王恭坐著一張六尺長的竹席，就對他說：“這是你從會稽帶回來的特產嗎？挺好看的，帶得多嗎？能不能給我一條？”王恭沒有回答，等王大要走的時候，王恭就把自己坐著的這張席子送給了王大。其實王恭就這麼一張竹席，自己沒有了，隻好坐在草墊上。後來王大知道了，很不好意思的說：“真不好意思，我本來以為你那裏很多所以才要的。要不我給你拿回來吧。”王恭很無奈，說：“你也太不了解我了，我王恭向來崇尚儉樸，除自身外就再沒有多餘的東西了。”
後來就有人從王恭的話裏總結出這麼一詞：身無長物。 本來是說王恭窮、生活簡樸，除自身外再沒有多餘的東西。可很多人硬是給說成王恭不愛好學習，結果一無所長，做人做得很平庸。王恭這下估計得更無奈了。
江郎才未盡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
——江淹《別賦》
“江郎才頸一詞，在中國人的嘴裏傳說已久，“江郎”指南朝江淹。原指江淹少有文名，晚年詩文無佳句。 比喻在安逸享樂中才情減退。鍾嶸《詩品》：“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我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授之。而後為詩，不複成語，故世傳‘江淹才警。”
據說南朝的江淹，字文通，年輕的時候，就已經是一個鼎鼎有名的文學家了，他的詩和文章在當時獲得極高的評價。可是，當他年紀漸漸大了以後，他的文章不但沒有以前寫得好了，而且退步不少。他的詩寫出來平淡無奇；而且提筆吟握好久，依舊寫不出一個字來。偶爾靈感來了，詩寫出來了，但文句枯澀，內容平淡得一無可齲於是就有人傳說，有一次江淹乘船停在禪靈寺的河邊，夢見一個自稱叫張景陽的人；向他討還一匹綢緞，他就從懷中拘出幾尺綢緞還他。因此，他的文章以後便不精彩了。又有人傳說是有一次江淹在冶亭中睡午覺，夢見一個自稱郭璞的人，走到他的身邊，向他索筆，對他說：“文通兄，我有一支筆在你那兒已經很久了，現在應該可以還給我了吧！”江淹聽了，就順手從懷裏取出一支五色筆來還他。從此以後，江淹就文思枯竭，再也寫不出什麼好的文章了。
這就是世人給江淹定下的人生結局。一個年輕時就負有盛名的人，就這樣“才頸了。江淹的才氣就這樣被神人索回了，這麼一個解釋，似乎太缺乏說服力了。
很早就有人懷疑“江郎才頸的真實性。古直《詩品箋》引張溥的話道：“江文通遭梁武，年華望暮，不敢以文陵主，意同明遠，而蒙譏才荊世人無表而出之者，沈休文竊笑後人矣。”意思是說，江淹生怕梁武帝妒忌，故意說自己才盡，這種情況不被後人了解，沈約知道了一定會笑話，因為沈約就有這樣的經曆。據《梁書·沈約傳》記載：“約嚐侍宴，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沈約乃一代飽學之士，但在文人皇帝麵前卻唯有避讓三分，以免招致禍端。我們說他識時務也好，說他奉承也罷，“伴君如伴虎”卻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古直認為正是因為如此，善為詩賦的江淹才“遭梁武，年華望暮，不敢以文陵主，意同明遠，而蒙譏才頸。江淹在梁武帝麵前不敢顯山露水，怕遭妒忌，故而推說“才頸，死後隻落得“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時人皆謂之才頸（《梁書·江淹傳》）的蓋棺之論。“江郎才頸一語自此成為嘲弄文人才思枯竭的口頭禪，江淹也受到曆代文人的譏訕。隻有遭際相近的沈約看破機關，曉得江淹不是真正的“才頸。
前後不一的裴矩
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諸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曆歲年，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美矣。
——《隋史》
裴矩其人，在曆史上是前後判若兩人的一個人。
裴矩初仕隋朝。他博學多才，隋文帝楊堅“甚親敬之”。隋煬帝即位後，裴矩繼續受重用，參掌朝政。逞能自傲，極而為暴，恣意妄為，根本聽不進群臣的批評。裴矩為固寵保身，對煬帝“無所諫諍，但悅媚取容而已”。然而，裴矩入唐後，似乎變成另一個人，他不但向唐太宗提出不少好主意，而且“遂能廷折，不肯麵從”。
裴矩在隋煬帝麵前是個佞臣，出了那麼一個壞主意，簡直是個罪人，死有餘辜。然而裴矩在唐太宗麵前，卻提出這麼一個中肯的直言批評，擺正了君臣關係，端正朝綱。直言敢諫，多出定國安邦之策，又為時人所稱道。
“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司馬光的分析認為，不是裴矩品質上有什麼大的變化，而是君主變了。隋煬帝是昏君，昏君出佞臣；唐太宗是明君，明君出忠臣。好比華表與影隨的關係，陽光照射在華表木上，其投影必隨之而變化。正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兵隨將轉”。
而有人卻不同意，他們根據裴矩在隋而佞在唐而忠的事實斷言，裴矩是一個複雜狡猾、見風使舵的曆史人物。隋煬帝愛聽奉承話，這個裴矩就千方百計地溜須拍馬，討得隋煬帝的歡心：“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用心，孰能若是！”主昏臣佞，這當然也是自然的。然而當他降順了唐以後，他很快發現，唐太宗和隋煬帝不是一路人，唐太宗為了帝位的鞏固，善納人言，“導之使諫”，於是裴矩又看準了風向，發揮了他的天才，搖身一變，成了常常“犯顏直諫”的諍臣。同樣受到唐太宗的誇獎：“裴矩當官力爭，不為麵從。倘每事皆然，何憂不治。”於是又博得一個“能臣”的榮顯。裴矩這種嫻熟技藝不僅騙過了當年的皇上，也騙過了後世某些曆史學家，忠佞都是由其本質決定的，皇帝的好惡原本隻是一個外因而已。
各有其詞，孰是孰非，讀者隻能自己選擇。暫時拋開這爭論不提，來看看裴矩的曆史貢獻。
裴矩是中國隋及唐初政治家，約生於梁太清元年（547年）或更早。原名世矩，因避唐太宗諱而去世字，字弘大，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東北）人。裴矩一生最重要的活動是為煬帝經營西域。大業元年（605年）至九年間，他至少4次來往於甘州、涼州（今甘肅武威）、沙州（今甘肅敦煌），大力招徠胡商，向西域商人詢問西域諸國的風俗、山川地理、道路交通、政治情況。裴矩盡力搜集西域各國山川險易、君長姓族、風土物產等資料，繪畫各國王公庶人服飾儀形，撰成《西域圖記》3卷，記述了西域四十四國的國情，並記述了由敦煌為總出發點，通往西域諸國的三條商道，並別造地圖，注記各地險要，獻於煬帝。煬帝即將經營西域事宜悉以委任給他。矩引致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設等入朝，並積極策劃打擊西域貿易的競爭者——吐穀渾。五年，煬帝親征吐穀渾，拓地數千裏。
其實“沆”“瀣”是很純潔的
“沆瀣一氣”這個詞是用來比喻氣味相投的人連結在一起，現常 表示臭味相投的人勾結在一起，含貶義。很多詞語都有它自己的發展演變史，“沆瀣一氣”也不例外，它的演變史背後，隱藏了兩個人的辛酸，他們就是崔沆和崔瀣。
沆瀣一氣出自宋朝錢易的《南部新書·戊集》：“又乾符二年，崔沆放崔瀣，譚者稱座主門生，沆瀣一氣。”唐僖宗當政期間，有個叫崔瀣的人很有才華，參加了長安的公務員考試。考試考得非常好，閱卷老師崔沆非常滿意，給了一個高分，錄取了崔瀣。崔瀣在錄取名單裏看到自己的名字，非常激動，按照慣例和其他被錄取的人一起去拜訪閱卷老師，到了之後一聊起才發現原來閱卷老師也姓崔，更巧合的是“沆”“瀣”二字合起來是一個詞，都表示夜間的水氣和霧露。於是，喜歡八卦的人就把二個字合在一起編成兩句話：“座主門生，沆瀣一氣。”意思是，他們師生兩人像是夜間的水氣、霧露一樣彼此交融，連在一起，但原句絲毫沒有貶斥這對師生的意思，隻是流露出二人同姓，名字又都是水霧“同氣”，感到實在巧合得有趣！
沆瀣一詞並不是什麼貶義詞，夜間的水氣霧露，原本多麼純潔，崔沆和崔瀣原本也是多麼純潔的兩人，可自從這麼一巧合之後，八卦越來越多，最後將“沆瀣一氣”漸漸流傳成了一個貶義的成語，與“臭味相投”成一家人了！
憑李白也敢說海量？
“李白鬥酒詩百篇”，說起李白，你的腦海裏肯定湧現的是一個一手拿酒壺，一手執筆，對月吟詩的詩仙形象。“酒入豪腸，三分嘯成劍氣，七分釀成月光。繡口一吐，就是半個盛唐。”對於李白，沒有人敢，也沒有人願意將他與詩，與酒，與月劃清界限。酒在李白的生活裏，即使是“五花馬，千金裘”，也不如其珍貴，甚至民間還有李白金牌換酒的傳說。姑且不論其真假，但酒對於李白的重要性，那是不言而喻的了。
在古代作品裏，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古人慷慨豪飲的描寫，動不動就是數鬥。李白的一生都離不開酒，“將進酒，杯莫停”對於李白來說才是人生莫大的幸福所在。可是李白真的那麼能喝嗎？為什麼他喝那麼多卻沒有酒精中毒的危險？
首先我們來探討一下李白在當時的酒量。
曆史上李白嗜酒的證據多的是，但能證明其酒量到底有多大的卻是寥寥無幾。在杜甫《飲中八仙歌》提到賀知章“汝陽三鬥始朝天”，“李白鬥酒詩百篇”，“焦遂五鬥方卓然”，從這對比來看，李白並不是最能喝的人，還有人喝上個三鬥五鬥的跟玩似的，比李白的“鬥酒”強多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李白這個“鬥酒”到底有多少。
鬥是舊時的一種計量工具，現在已經很少人用鬥了。我們曾經見過的鬥，一般是稱量糧食的工具。一鬥大約是50斤糧食。誰要是喝一鬥酒，酒量自然是大得驚人。古時候量酒用的也是鬥，但是跟現代稱糧食的鬥並不是一回事。《詩經·大雅·行葦》有“酌以大鬥，以祈黃考”，朱熹注：“大鬥，柄長三尺。”古代的三尺，也就是現在的二尺多一些。大鬥如此，小鬥不用說就更小了。從出土的青銅鬥看，也就是現在家裏飯勺大小，一鬥的容量也就是現在常用的一個玻璃杯的容量而已。《史記·滑稽列傳》齊威王問淳於髡能喝多少酒，淳於髡答：“臣一鬥亦醉，一石亦醉。”在這裏，“鬥”與“石”，是相對的，“一石”，是說喝得很多，那“一鬥”自然就沒有多少了。
最後，我們來查查李白時代喝的酒到底度數有多高。
在唐朝，白酒還沒真正出現，目前流行的白酒的釀製技術到元朝才漸漸成熟，在明清時代，白酒才逐漸成為中國人餐桌上的主角。一般認為，中國的酒有5000年以上的悠久曆史，中國最初釀酒以生長黴菌為主要微生物的酒曲為糖化發酵劑，釀製方法和口感上接近於今天的米酒。從沈括在《夢溪筆談》裏記載的幾種唐代的釀酒方法來看，成品酒的酒精含量當在3%到15%之間，近似現在的熟脾幹啤或者加飯酒。既然度數不高，那喝上個一鬥半鬥的也就不是什麼難事了。
由此可以看出，李白的酒量，在今天來說，其實並不能說是很高的，但這並不影響李白與酒之間結下難解之緣。從李白的詩作來看，他喝酒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求醉，更不追求喝進肚裏多少，而是借酒抒情，借酒發泄。李白的一生，既洋溢著酒的氣息，又散發出愁的滋味；他借酒來澆心中之塊壘。有什麼辦法呢，酒是他憂愁時惟一的解藥。他視酒為精神上的救星。不管其酒量有多大，他對酒的這份深情，是一般人無法達到的。
潘仁美：我不是奸臣！
在傳統劇目《楊家將》中，潘仁美以大奸大惡的形象出現，他陷害忠良，賣國求榮，成為與南宋秦檜不相上下的奸之大者。隨著“楊家將”的故事傳遍千家萬戶，潘仁美“奸臣”的形象也就形成了一個曆史的定位了。在大家的印象中潘仁美肯定是個大奸臣，而曆史上原型的潘美卻與之相反，是個大忠臣。 北京曆代帝王廟初建時，配享北宋皇帝的功臣有兩位，一位是史稱“良將第一”的曹彬，另一位是潘美。這個潘美，就是《楊家將》中潘仁美的原型。一代開國元勳，竟被傳成了奸臣，潘美真的是有苦難言。
事情是這樣的：雍熙三年（986年），遼軍以十餘萬兵力大舉入侵北宋，宋太宗決定大舉北伐，西路軍以忠武軍節度使潘美為主、應路行營都部署楊業為副，西上閣門使、蔚州刺史王侁，軍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文裕為護軍，與遼兵接戰於朔州。在這幾人之中，王侁具有特殊的身份。他是隨軍護軍，有直接上書皇帝的特權，負有為朝廷提供軍情的責任，因此，他不是統帥的下屬，而是皇帝安插在邊關的耳目，統帥對他也必須禮讓三分。而楊業的身份也有些特殊。楊業原為遼國盟邦北漢政權的大將，雖然歸降以來也戰功赫赫，可他畢竟不是根紅苗正，受到蔑視和排擠也在情理之中。護軍王侁令副帥楊業進軍，楊業明知出兵必敗但卻不敢違抗命令。一邊是副帥，一邊是皇帝派來的護軍，潘美隻有裝聾作啞，聽任楊業出戰。出兵前楊業與王侁、潘美等約定，請他們在陳家穀口安置伏兵以待接應。王侁等在陳家穀口設置了伏兵，但一直等到中午，沒見楊業到來，便以為是楊業戰勝遼兵，乘勝追擊去了，於是帶兵離去。潘美對王侁的撤兵曾加以阻止，但態度不夠堅定，畢竟王侁身份特殊，所以王侁還是撤兵走了。直到黃昏時分，楊業才帶領殘部按原先約定來至陳家穀口，可陳家穀口早已人去樓空。最後軍士傷亡殆盡，重傷被俘後，楊業歎息說：“朝廷待我甚厚，本當討敵安邊，以報國家，不料被奸臣所逼，致使王師敗績，我還有什麼臉麵活著呢！”最後絕食而亡。與楊業一起戰死的，還有他的一個名叫楊延玉的兒子。楊業犧牲後，宋廷給潘美貶官三級，將王侁、劉文裕等革職罷官。旌表楊業“盡力死敵，立節邁倫，誠堅金石，氣激風雲，求之古人，何以如此！”
楊業的死，潘美身為統帥，未能有力節製王侁的輕敵妄動，確實有不可推脫的責任。但是如果說把責任全部都歸結於潘美，這也不能不說是有失公允了。因為潘美雖然身為統帥，但王侁是隨軍護軍，有直接對皇帝提供軍情的特權，身份特殊，不是統帥的下屬，潘美對他隻能尊重。據《宋史·王侁傳》記載，王侁字秘權，開封浚儀人，其父王樸，曾任後周樞密使，因上籌邊之策而名噪一時。王侁雖係名門之後，本人也有戰功，但其為人“性剛愎”，“以語激楊業，業因力戰，陷於陣，侁坐除名，配隸金州”。楊業之死，王侁的原因應該更大。
潘美是北宋的開國功臣，宋史對潘美的評價很高，即使要讓潘美來承擔責任，也完全不至於到陷害忠良、賣國求榮的地步。 被說成是奸臣，這與民間輿論的力量是分不開的。楊業是個悲劇英雄，是封建道統下的楷模形象。英雄的光輝需要有反麵人物的反襯，而潘美正好很不幸地成了這個反麵人物的最佳人選，明朝的一本《楊家府演義》，將潘美的功績從人們的腦海中抹除殆盡，取而代之以一個大奸大佞的“潘仁美”。
包相爺升官
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
秀幹終成棟，精鋼不做鉤。
——包拯《書端州郡齋壁》
傳統戲中，包公經常 被稱為“包相爺”，相爺就是宰相，其實包拯從來都沒有做過宰相。
在中國古代政治體製中，宰相製度居於核心地位，是聯結政治製度各部分的中心環節。從宰相製度的興廢看，其起源甚早，而且複雜多變。宋朝處於宰相製度的調整期，正副宰相同設，多相並行，編製也不固定。很明顯，“多相並行”的目的在於分散相權。 北宋前期，中書門下的長官為正宰相，亦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副宰相稱“參知政事”。後來參知政事與正宰相基本無差別，使正宰相事權更為分散。宋太宗後，一相四參或二相二參是常事。但宰相製度無論怎樣調整，皇權與相權之間的矛盾都無法得到徹底解決。因此，在宋朝，在文武百官心目中，宰相之職近於雞肋，食之無味且有些危險，棄之卻心有不甘。
包拯是北宋天聖五年（1027年）進士。宋景祐四年（1037年），任天長（今安徽天長）知縣，後調任端州（今廣東肇慶）知州。回京任監察禦史裏行，又改監察禦史。包拯曾七次上書彈奏江西轉運使王逵，並嚴厲批評宋廷的任官製度，朝野為之震動。皇祐四年（1052年）被改任為龍圖閣直學士，因此包拯又被稱為“包龍圖”，但這隻是一個虛銜，後來包拯又被調往地方。直到嘉佑元年（1056年）十二月，朝廷任包拯為開封府知府，他於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三年六月離任，前後隻有一年有餘。但在這短短的一年時間裏，他把號稱難治的開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條。包拯敢於懲治權貴們的不法行為，堅決抑製開封府吏的驕橫之勢，並能夠及時懲辦誣賴刁民，贏得了百姓的愛戴和敬仰。
宋嘉祐六年（1061年），官至樞密副使，這是包拯仕途中的最高職位，次年五月病逝，“京師吏民，莫不感傷”，歎息之聲，大街小巷都可聽得到。
很顯然，包拯擔任過的最高行政職務是樞密副使，也就是樞密院的副長官。樞密院是管理軍國要政的最高國務機構之一，樞密使的權力與宰相相當。因此，雖然包拯沒有擔任過宰相職務，其擔任過的最高職位是樞密副使，後人稱為“包相爺”也不算太錯，因為這個樞密副使雖然不是宰相，但其實權實際上已經和宰相相差不遠了。
為陳世美平反
誰都這麼覺得，陳世美是一個符號，他代表了天下所有薄幸負心的男人，傳統戲曲《鍘美案》就是證明。在該劇中，陳世美欺君罔上，拋父棄母，殺妻滅子，最終為正義的化身包拯所正法，永遠釘在了道德的恥辱柱上。
傳統戲劇中的陳世美，自報家門是“湖廣均州人氏”。據《均州誌·進士篇》記載：“順治十二年，乙未科史大成榜，陳年穀，官貴州思石道兼按察司副使布政司參政。”又據《湖北曆史人物辭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記載：陳世美，清代官員。原名年穀，又名熟美，均州（即湖北均縣，現丹江口市）人，出身於仕官之家。清初遊學北京，順治八年（1651年）辛卯科進士。初任河北某地知縣，後因得康熙賞識，升為貴州分守思仁府兼石道按察使，兼布政使參政。據1992年在丹江口市發現的有關陳世美的碑文記載，陳世美是一個為官清廉、剛直不阿、體察民情的清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