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欲定畫一之傭值者，有欲專以時間之長短，為傭值多寡之準者，是亦謬見也。蓋被傭者，技能有高下，操作有勤惰，責任有重輕，其傭值本不可以齊等，要在以勞力與報酬，相為比例，否則適足以勸惰慢耳。唯被傭者，或以疾病事故，不能執役，而傭者仍給以平日之值，與他傭同，此則特別之惠，而未可視為常例者也。
孟子有言，無恒產者無恒心。此實被傭者之通病也。唯無恒心，故動輒被人指嗾，而為疏忽暴戾之舉，其思想本不免偏於同業利益，而忘他人之休戚，又常以濫費無節之故，而流於困乏，則一旦紛起，雖同業之利益，亦有所不顧矣，此皆無恒心之咎，而其因半由於無恒產，故為被傭者圖久長之計，非平日積恒產而養恒心不可也。
農夫最重地產，故安土重遷，而能致意於鄉黨之利害，其摯實過於工人。唯其有恒產，是以有恒心也。顧其見聞不出鄉黨之外，而風俗習慣，又以保守先例為主，往往知有物質，而不知有精神，謀衣食，長子孫，囿於目前之小利，而不遑遠慮。即子女教育，亦多不經意，更何有於社會公益、國家大計耶？故啟發農民，在使知教育之要，與夫各種社會互相維係之道也。
我國社會間，貧富懸隔之度，尚不至如歐美各國之甚，故均富主義，尚無蔓延之慮。然世運日開，智愚貧富之差，亦隨而日異，智者富者日益富，愚者貧者日益窮，其究也，必不免於懸隔，而彼此之衝突起矣。及今日而預杜其弊，唯在教育農工，增進其智識，使不至永居人下而已。
（第三節 官吏）
傭者及被傭者之關係，為普通職業之所同。今更將專門職業，舉其尤重要者論之。
官吏者，執行法律者也。其當具普通之智識，而熟於法律之條文，所不待言，其於職務上所專司之法律，尤當通其原理，庶足以應蕃變之事務，而無失機宜也。
為官吏者，既具職務上應用之學識，而其才又足以濟之，宜可稱其職矣。而事或不舉，則不勤不精之咎也。夫職務過繁，未嚐無日不暇給之苦，然使日力有餘，而怠惰以曠其職，則安得不任其咎？其或貌為勤劬，而治事不循條理，則顧此失彼，亦且勞而無功。故勤與精，實官吏之義務也。世界各種職業，雖半為自圖生計，而既任其職，則即有對於委任者之義務。況官吏之職，受之國家，其義務之重，有甚於工場商肆者。其職務雖亦有大小輕重之別，而其對於公眾之責任則同。夫安得漫不經意，而以不勤不精者當之耶？
勤也精也，皆所以有為也。然或有為而無守，則亦不足以任官吏。官吏之操守，所最重者：曰毋黷貨，曰勿徇私。官吏各有常俸，在文明之國，所定月俸，足以給其家庭交際之費而有餘，苟其貪黷無厭，或欲有以供無謂之糜費，而於應得俸給以外，或征求賄賂，或侵蝕公款，則即為公家之罪人，雖任事有功，亦無以自蓋其愆矣。至於理財征稅之官，尤以此為第一義也。
官吏之職，公眾之職也，官吏當任事之時，宜棄置其私人之資格，而純以職務上之資格自處。故用人行政，悉不得參以私心，夫征辟僚屬，誠不能不取資於所識，然所謂所識者，乃識其才之可以勝任，而非交契之謂也。若不問其才，而唯以平日關係之疏密為斷，則必致僨事。又或以所治之事，與其戚族朋友有利害之關係，因而上下其手者，是皆徇私廢公之舉，官吏宜懸為厲禁者也。
官吏之職務，如此重要，而司法官之關係則尤大。何也？國家之法律，關於人與人之爭訟者，曰民事法；關於生命財產之罪之刑罰者，曰刑事法。而本此法律以為裁判者，司法官也。
凡職業各有其專門之知識，為任此職業者所不可少，而其中如醫生之於生理學，舟師之於航海術，司法官之於法律學，則較之他種職業，義務尤重，以其關於人間生命之權利也。使司法官不審法律精意，而妄斷曲直，則貽害於人間之生命權至大，故任此者，既當有預蓄之知識；而任職以後，亦當以暇日孜孜講求之。
司法官介立兩造間，當公平中正，勿徇私情，勿避權貴，蓋法庭之上，本無貴賤上下之別也。若乃妄納賕贓，顛倒是非，則其罪尤大，不待言矣。
寬嚴得中，亦司法者之要務，凡刑事裁判，苟非糾紛錯雜之案，按律擬罪，殆若不難，然寬嚴之際，差以毫厘，謬以千裏，亦不可以不慎。至於民事裁判，尤易以意為出入，慎勿輕心更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