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中國話：“隨便”不隨便——把說話主動權交給別人
美國德寶大學有位心理學教授名叫約瑟夫·法拉利，他發明了一個專有的學術名詞，叫“慢性拖拉症患者”，其實就是說話、辦事含含糊糊，不利索。在他看來，做事拖拉是一種心病，或者說，是心理不健康的表現。法拉利教授認為，慢性拖拉症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激進型”拖拉症患者，其特征是自信能在壓力下工作，喜歡把事情拖到最後一刻以尋求刺激。另一種是“逃避型”拖拉症患者，這類人通常對自己缺乏自信，因害怕做不好事情而遲遲不肯動手。於是，他還想出一係列的治療這個“拖拉”病的方法。這些人其實都隻是目標不明確、害怕做出確切的選擇而已。
這讓很多人想到中國人的一大顯著習慣——無論大事小事，一律“隨便”，能拖就拖。不過，中國人的拖拉與這個教授說的有著天壤之別。 比如說，一個人到朋友家作客，主人問他，是想喝茶還是想喝咖啡，如果是西方人，他就會做選擇題，很快就在兩個當中選一個，但要是中國人的話，肯定是想了半天才回答：“隨便”，或者“什麼都好”。
可是，不要怪中國人愛拖拉、含糊其辭，我們說“隨便”，其實是搞不懂朋友家裏是茶葉好，還是咖啡好，或者還有其他什麼更好的可以招待客人的東西，隻能一味的拖拉，不讓主人難做。中國人回答“隨便”，其實內心卻希望主人明白自己的不隨便。事實上，把選擇權留給別人才是最正確的作法。
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西方人的幾乎完全不同，我們是簡潔少言的方式。漢語文約義豐，充滿了隨意性、不確定性、模糊性、暗示性，同時也引人遐想，趣味無窮。中國的哲學書多是格言警句式的片斷彙集，語句之間沒有多少聯係，如《道德經》裏，言辭雋永，雖然很深刻，但不係統；如《論語》也是往往以寥寥數語闡述哲學觀點，雖簡約但不規範。中國人的思考即是含糊不清的非概念思維、非邏輯推理的方式。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可以說出的“道”，不是永恒的“道”），“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中國人的“真理”是無法說出來的，隻能是“玄”；莊子說：“得意而妄言”，“言有盡而意無窮”；孔子說：“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禪宗訓誡：“不立文字”；可見，對中國人來說，道理盡在不言中。所以無論有什麼話，中國人都想著怎麼樣能辦得圓通周到、八麵玲瓏，誰我也不得罪，那這樣來，隻能是說什麼話、做什麼事，能拖拉就拖拉，給你個似是而非的說法，反正我不做那個給出答案的人，任其他人想破頭也不知道為什麼。
中國人曆來就閃爍其詞。我們常說，我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多年的悠久曆史和燦爛文化，可這個“五千多年”的數字到底是多久呢，實在是沒人能說得清。要是說得多了或者是少了，就有較真的人跳出來叫著：“你這個有什麼確切的依據嗎？中華民族究竟有多少年的曆史你憑什麼說得那麼絕對！”不經意間，就得罪了很多人。這種情況下，最好是幹脆就什麼都不說，讓願意去想的人自己來給出個結果。
中國人也很少講什麼邏輯學，最討厭精確，最喜歡含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中國人應該算是老子了，他閃爍其詞地寫了幾千個字，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從不在當下給出個確實的說法，而是就這麼懸著，任人去想去猜。所以不管出什麼事，他總是對的。就像一個相聲裏說的，京城裏有個叫張半仙的算命先生，據說非常的靈驗，有三個人趕考前去他那裏算命，算命先生什麼也沒說，就伸出一個手指頭。趕考的人不明白了，這是什麼意思呢？先生為什麼不當時說明白呢？然後眾所周知的是，不管趕考是什麼結果，算命先生都不會錯，他靠的就是讓這幾個考生自己去決定什麼是適合自己的說法。
再說我們的漢字，那就更是把選擇權給予每一個人了。每個方塊字都是一個魔方，意思可以千變萬化，奇妙無窮。 比如說一個“臭”字，如果有人問起你“臭”這個字是啥意思，您千萬不能貿然回答說“臭”的意思就是“味道很難聞”，否則人家追問你“其臭如蘭”的意思時，你就不好意思啦。應該什麼也不做，把選擇的工作留給別人來做。 比如說“臭”嘛，有時候表示味道很難聞，有時候僅僅表示“味道”，並沒有難聞的意思，有時候還可以表示味道好極了，例如“其臭如蘭”。杜甫說“朱門酒肉臭”，這個“臭”字的意思就含糊。杜甫寫這句詩的時候，正站在一家大宅門外，一麵使勁吸著鼻子，一麵揉著咕咕叫的肚子，酒肉是啥味道，他心裏很清楚，可他偏偏很含糊地用了一個“臭”字，讓你們聯想去吧。孔夫子也是個含糊大師，他上課的時候也不用準備教案，學生問他“仁”是啥意思，他每次的答複都不一樣，從來就沒有標準答案。他還說了一句“學而時習之”，後人們的解釋加起來可以裝滿一火車了，仍然有人興致勃勃地解釋不休，這個“習”字到底是“複習”啊還是“實習”啊，還可以繼續研究五百年；光是一句“女子與小人”，那研究成果就可以裝滿兩火車了：女子是一般女人呢，還是誰的老婆呢？小人是小孩子、下等人呢，還是卑賤的人？還可以繼續研究六百年。 別看大家都在用這些詞，但大家心裏都明白：這些詞的意思全都含意模糊，所以才能讓大家喋喋不休地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