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世上，如果處處以為自己高過別人，沒有一點虛懷若穀的心胸，就不僅難為社會所容，且更容易成為眾矢之的，受到傷害。禰衡的故事，除了讓我們感慨性格決定命運這樣的宿命觀外，可能更多的是明白了人不能鋒芒畢露，不可做一隻出頭鳥。
收藏起自己的鋒芒，不做佇立於枝頭的出頭鳥，並不是指學著人雲亦雲、畏畏縮縮。人在社會中，如意的狀態不多，如果我們不能改變環境，就要去適應環境。換句話說，與其勞民傷財地改變處境，不如從改變我們對處境的期許開始，讓我們在惡劣的環境中發揮一棵雜草的精神，以平和、謙遜、圓熟及忍讓的言行去保持一種較低的姿態，以期日後長遠的發展。在這方麵，我們可以從曾國藩身上學到很多有益的處世之道。
眾所周知，曾國藩一手創建了湘軍。湘軍與清政府的其他軍隊完全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綠營兵皆由政府編練。遇到戰事，清廷便調遣將領、統兵出征，打完仗後，軍權必須繳回。湘軍則不同，其士兵皆由各哨官親自選募，哨官則由營官親自選募，而營官都是曾國藩的親朋好友、同學、同鄉、門生等。由此可見，這支湘軍實際上是“兵為將有”，從士兵到營官，所有的人都絕對服從於曾國藩一人。這樣一支具有濃烈的封建隸屬關係的軍隊，包括清政府在內的任何團體或個人要調遣它，都相當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
湘軍成立後，曾國藩首先把攻擊的矛頭指向太平軍；在他的指揮下，湘軍依仗洋槍洋炮攻占了太平天國的部分地區。為了盡快將太平軍鎮壓下去，在清朝正規軍無能為力的情況下，清廷於1861年11月任命曾國藩統帥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軍務，這四個省的巡撫（相當於省長）、提督（相當於省軍區司令）以下的文武官員，皆歸曾國藩節製。自從有清以來，漢族人獲得的官僚權力，最多是轄製兩三個省，因此曾國藩是有清以來獲得最大權力的漢族官僚。對此，曾國藩並沒有洋洋自得，也不敢過於高興。他頭腦非常清醒，時時懷著戒懼之心，居安思危，時刻警惕。
太平天國起義被鎮壓下去之後，曾國藩因為作戰有功，被封為毅勇侯，世襲罔替。這對曾國藩來說，真可謂功成名就；但是，富有心計的曾國藩此時並未因春風得意而感到飄飄然。相反，他感到十分惶恐，更加謹慎。他在這個時候想得更多的不是如何欣賞自己的成績和名利，而是擔心功高招忌，恐遭狡兔死、走狗烹的厄運。他想起了在中國曆史上曾有許多身居權要的重臣，因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敗名裂。
他寫信給自己的弟弟曾國荃，囑勸他將來遇到機會就盡快抽身引退，才可“善始善終，免蹈大戾”。曾國藩叫他弟弟認真回憶一下湘軍攻陷天京（即南京，太平天國定都於此後改名）後是如何渡過一次次政治危機的。湘軍進了天京城後，大肆洗劫，城內金銀財寶，曾國荃搶得最多。左宗棠等人據此曾上奏彈劾曾國藩兄弟吞沒財寶罪，清廷本想追查；但曾國藩很知趣，進城後，怕功高震主，樹大招風，他急忙辦了三件事：一是蓋貢院，當年就舉行分試，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營房，請北京的閑散旗兵南來駐防，並發給全餉；三是裁撤湘軍4萬人，以示自己並不是在謀取權勢。這三件事一辦，立即緩和了多方麵的矛盾，原來準備彈劾他的人都不上奏彈劾了，清廷也隻好不再追究。
工於心計的曾國藩又上折給清廷，說湘軍成立和打仗的時間很長了，難免沾染上舊軍隊的惡習，且無昔日之生氣，奏請將自己一手編練的湘軍裁汰遣散。曾國藩想以此來向皇帝和朝廷表示：我曾某人無意擁有軍隊，不是個謀私利的野心家，是位忠於清廷的衛士。曾國藩的考慮是很周到的，他在奏折中雖然請求遣散湘軍，但對他個人的去留問題卻是隻字不提。因為他知道，如果自己在奏折中說要求留在朝廷效力，必將有貪權戀勢之疑；如果在奏折中明確請求解職而回歸故裏，那麼會產生多方麵的猜疑，既有可能給清廷以他不願繼續為朝廷效力盡忠的印象，同時也有可能被許多湘軍將領奉為領袖而招致清廷猜忌。
其實，太平天國被鎮壓下去之後，清廷就準備解決曾國藩的問題：因為他擁有朝廷不能調動的那麼強大的一支軍隊，對清廷是一個巨大的潛在危險；清廷的大臣們是不會放過這個問題的。如果完全按照清廷的辦法去解決，不僅湘軍保不住，曾國藩的地位肯定也保不祝
正在朝廷琢磨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時，曾國藩的主動請求正中統治者們的下懷，於是下令遣散了大部分湘軍。由於這個問題是曾國藩主動提出來的，因此在對待曾國藩個人時，仍然委任他為清政府的兩江總督之職。這其實也正是曾國藩自己要達到的目的，他的委屈與不爭換來了更多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