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為了趕時髦，一個傳教士的團體引起了許多笑話，因為他們在一些科學小冊子的封麵上稱呼自己為“著名的學者”——“宿儒”。這個主意當然是極端可笑的。可以肯定，在整個中國，還沒有一個中國人會鬥膽冒昧地稱他自己能夠擔當得起“儒”這個漢字，這個“儒”字包含了一個學者或文人所能有的最高尚的品質。然而，我們常常聽到，一個歐洲人作為漢學家被提起。在《中國評論》的廣告裏，我們可以看到：“在傳教士中間，正在辛勤地耕耘高級的中國學。”隨後是經常投稿者的名單，我們應該相信，“所有這些知名的名字，表明了他們對這門學科有全麵的學識和徹底的掌握。”
那麼，要想評估這種在中國的傳教士團體辛勤培養的高級學問，大可不必拿像德國人費希特在關於文人的演講中，或者美國人愛默生在《文學倫理學》中提出的理想的高標準來衡量。已故的美國駐德公使泰勒先生是公認的偉大的德國學者，不過，盡管一個英國人讀過幾本席勒[席勒（Schiller，1759—1805），德國詩人及劇作家，主要的浪漫主義者，以他的曆史劇如《唐·卡洛斯》(1787年）和《華倫斯坦》(1798—1799年）及說教長詩著名。——譯者注]的劇本，或者向雜誌投過一些翻譯自海涅[海涅（Heine，1797—1856），德國作家，自1831年之後生活在巴黎。他的浪漫主義詩歌及社會論文充滿了他對自己祖國和人民的熱愛，以及對眾多德國現代研究機構的嘲笑。——譯者注]的詩歌，在他交際的圈子內，他可能被認為是德國學者，但是他決不會讓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印刷品或者布告上。可是，在中國，歐洲人中有誰出版了一些省方言的幾句對話，或收集了一百條諺語，這個人就立即會被冠以漢學家的稱號。當然，名義上沒有什麼害處，而且，由於條約中的治外法權條款，在中國，一個英國人隻要高興，就可以不受懲罰地稱他自己為孔子。
我們不得不考慮這個問題，是因為有些人認為中國學已經跨越了或者正在跨越早期的初創階段，即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中國的學者已經不滿足於字典編輯這樣單調的工作，而是致力於建術性的工作，致力於民族文學中最完美作品的翻譯，而且他們不僅具有判斷力，還具有由推理和論證支持的決定性的判斷力，來決定中國文學殿堂哪些名字應該最受崇敬。現在，我們打算做一番考察。第一，考察在曆經了這種變化的歐洲人中間，他們的中國知識究竟掌握到了什麼程度；第二，在中國學方麵已經做了什麼工作；第三，當今中國學的實際狀況怎樣；最後，要指出我們設想中國學應該是什麼樣的。據說，一個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很容易把自己想象得比巨人更高大；盡管如此，必須承認的是，侏儒具有位置上的優勢，當然會看到更加寬廣、更加遼闊的風景。因此，我們將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縱覽中國學的過去、現在和將來；而且，在我們的嚐試中，如果最終我們並不完全讚同前人的意見，那麼，我們希望這些意見不要被理解成暗示了我們在某種程度上炫耀著我們的高傲，我們認為隻是我們位置上有優勢。
首先，歐洲人的中國知識已經發生了變化，在我們看來，似乎迄今為止，習得一門語言知識的大部分難點確實已經被解決了。“人們曾經普遍相信，” 翟理斯博士說，“學會一門通俗的語言，即使是單獨的一種漢語方言都是相當困難的，這種認識在其他的曆史小說中已經存在很久了。”確實，即使在書麵語言方麵，一個英國領事館的學者，在北京住了兩年並在領事館工作一兩年之後，就能輕鬆地看懂一封普通信件了。我們很高興地承認，到目前為止，在中國居住的外國人的中國知識已經發生了改變，但是，如果說改變很大，我們會非常傾向於對此感到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