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墮入專製深淵的革命領袖
朱元璋是元末農民起義領袖，明代開國皇帝。此人在群雄角力中有卓越的權謀，建國後也有勤儉實幹、整頓吏治、興農促商等勵精圖治的表現；但更給人喜怒無常、刻毒暴戾的印象，處事殘忍千古未有，其統治酷刑淩虐，禍愆莫測。蓄意製造數起大冤獄，幾乎將開國功臣、滿朝文武斬盡殺絕。附會定罪的大量文字獄與各色冤案，更是思路歪邪、意念蠻橫到喪心病狂。取消相權、改製軍權、依靠廷仗、創設錦衣衛恐怖特務統治、實行八股取士等手段，踐踏國人尊嚴，摧殘民族生機，並以“重典治國”的名義，將中國帶向專製統治的蠻荒與深淵。
朱元璋認為“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提出：“治亂世，刑不得不重”。《大明律》比《唐律》嚴厲，而朱元璋親自編定的《明大誥》更是殘酷，《大誥三篇》“所列淩遲、嫋示、族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如夏糧違限不納者，明律規定杖一百，《大誥》要淩遲示眾。妄告親屬尊長者，明律杖一百、徒三年，《大誥》則梟令殺頭。私開牙行，明律杖六十，《大誥》則為死罪。官吏征收稅糧不時，明律止杖一百，《大誥》則為死罪……《大誥》中大量輕罪重判、小罪處死、肆意誅戮、法外用刑的案例，往往以君主好惡為量刑標準，許多案件不分輕重、不問首從，唯誅殺為威。 朱元璋痛恨貪官豪強，用刑特別殘酷，如貪汙六十兩以上，就要梟首示眾，剝皮塞草。治民也同樣用重典，尤其是對盜賊案，更是嚴懲不貸。如東莞出現盜賊時，朱元璋進行嚴厲鎮壓，擒萬餘人，殺兩千餘人。連坐處死的範圍也比唐宋寬泛得多，往往一案株連三族、九族，乃至鄉裏為墟，殺數百上千人。朱元璋任情擅殺，親自使用過的酷刑就有鏟頭、肢解、刳腸、射殺、割乳、閹割、斷筋、碎肉……朱元璋將這樣的判案文告作為法律公布，還要每戶一本、家藏人誦地加以強製普及，乃至發給學校，作為教學課程，作為科舉考試的內容。甚至要求教師向鄉民講讀，師生到南京彙報交流。其中法理不通，以王權至高的法製文化，嚴重影響了有明一代，此後皇帝以個人好惡審辦案件而造成冤濫者，比比皆是。
丞相胡惟庸、汪廣洋、李善長一案，先後殺戮三、四萬人。空印案與郭桓貪汙案，兩案共誅殺官員有七、八萬之眾。大將藍玉謀逆案，也誅殺達兩萬餘人。戰功赫赫的開國元勳傅友德莫明其妙地被賜死，自刎前還先殺了自己的兩個兒子，家屬被流放遼東、雲南。朱元璋在幾個大案中所殺各級官吏、軍官達十幾萬之巨！開國功臣、元勳宿將幾乎斬盡殺絕，能得善終者寥寥無幾。對朝廷重臣還時用庭杖，無需什麼司法程序，隻要官員惹得皇帝不高興，就會在皇上一聲令下，被拖下杖打一頓，幾十杖下來，活活打死或致殘者不計其數。如此的慘案迭興，大批株連，加上不時廷杖威脅，大小官員人人自危，致使“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又活一日矣。”可見明朝官員生活在相當恐怖的氛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