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認為中書省的宰相一職架空了皇帝的權力，使皇帝不能乾綱獨斷，宰相權力甚至威脅到皇帝的權威，便在殺掉胡惟庸、李善長諸宰相後，斷然取消中書省，下詔今後不準再設宰相之職，皇帝直統六部與地方軍政。由是，從中央到地方的所有行政、軍事、司法、監察諸權統統收歸皇帝一人之下，天下事務無論大小，一切均聽命於皇帝裁決。尤其是鍾情於特務統治手段，將警衛部隊改組為皇帝直統的特殊機構錦衣衛，兼有特務、軍事、監察、司法等職能，不但耳目無處不在，監視所有人的行動，還專設了法庭與監獄，奉皇帝的詔令抓人辦案，手段極為殘酷，而外廷三法司無權幹預其事務。後來的宦官特務組織東廠、西廠、內行廠之類就是此類機構的擴展，流毒遍天下，全國成為一個極為恐怖的大監獄。把皇帝的權力擴大到極致，出現了中國曆史上專製統治最為嚴酷的一個王朝。
朱元璋四十一歲稱帝，不太講究吃穿玩樂，最關注的是權力，凡朝廷內外大事都親自過問，有時閱讀奏疏、批示公文可通宵達旦。對有疑問的事件還會微服私訪、考察實情。他不放心官屬，最怕大權旁落，所以將一切權力都高度集中在自己手中，使威權無所不在。伴隨絕對權力的完成，便是絕對暴虐的開始。枉殺敢犯顏直諫者，如儒學訓導葉伯巨上書批評用刑太過，被下獄至死。大理寺卿李仕魯上諫不要過於迷信佛教，竟被當場摔死在宮廷階下。禦史王樸遇事強諫，被處以磔刑。禮部侍郎張衡也因諫言得罪而被處死。刑部主事茹太素遇事敢諫，數被貶黜，終坐罪而死……
洪武後期就根本不把殺人當回事，冤獄頻興，殺人如麻，常常是犯一人，殺一片，殃及全宗以至親鄰。人們動遭誅戮，有些人死了還不知是為何。如張孟兼頗有文才，出任山西副使，因與布政使不和，朱元璋以其與自己對抗，逮至京城活活打死。退休大臣宋濂有病未能上朝覲見，朱元璋查其沒病而欲殺之，太子朱標苦求不得投水自盡，幸被人救起，朱元璋才收回成命，卻又將脫衣下水救太子的人全部斬首，說什麼等脫衣再下水救人，人早就死了。外甥曹國公李文忠諫“少殺戮”，朱元璋認為是幕客教唆所致，下令盡殺其幕客。卒使李文忠病悸不治而死，朱元璋疑其死因，下令將其身邊的醫生、侍婢共六十餘人全族誅滅。大將徐達死，身邊醫徒也全數處斬。微服私訪時，見街頭牆上畫著一個大赤腳女人，認為是譏諷馬皇後，令將該處居民全部殺掉。明代中後期，奸佞專權、特務橫行、酷刑泛濫，慘殺大臣，形同兒戲，都與朱元璋作俑為惡有直接關係。總之，明代在加強專製統治的過程中，造成的各類冤獄達到前所未有的慘重程度，臣民生活在殘暴非人社會中的恐怖程度，令人觸目驚心!
一個出身貧寒，從小放牛，為生活所逼出家當和尚，雲遊四方而受盡壓迫，最終走上革命道路的底層農民，一旦取得天下、掌握政權，便直奔中國專製統治的巔峰。那種以為出身最底層革命最徹底的理論，必定給社會吃藥。林達《帶一本書去巴黎》指出:“過度美化底層民眾是一件危險的事情。當他們長期處於悲慘的生活狀態時，他們的文明程度也往往是低下的。其缺乏理性的一麵被壓抑和掩蓋，沒有機會暴露和爆發。可是假如在過度美化的同時，也將過度的權力交給他們，他們致命的弱點就會在權力的催化下，瞬間爆發，甚至極度殘忍。”朱元璋出身赤貧，層次低賤，且識字不多，知識有限，後來一躍而成萬乘之尊，乃至“真理的化身”，前後身份有霄壤之別，然而他時常又存在一種自卑心理，由是猜忌之心特重，對社會與他人進行瘋狂報複。那麼，為什麼皇帝可以進行如此的瘋狂報複，他這種為所欲為的權力是誰賦予的?是中國傳統文化與皇帝體製賦予的，是漢唐以來尊君卑臣、強化君權勢頭的邏輯發展，所以，明代專製的登峰造極也是一種曆史的必然。可以說，隻要不徹底反省與轉換體製，中國就走不出這個曆史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