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浙江進行了有關土地確權的調研後，在廣東清遠市參加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召開的全國各省(區、市)經濟委員會和農業委員會主任會議，在同中西部一些政協的經濟委、農委的負責同誌談到浙江省土地確權後耕地麵積增加的情形時，他們說:“我們那裏耕地麵積如果也重新丈量和土地確權，耕地麵積可能增加得更多一些，因為當初還有‘壞地’三畝折算成一畝的情況。而且荒地更多，近些年來，田邊地頭也都被利用了。”假定真的如此，耕地麵積重新丈量後，全國耕地將不止18億畝，而可能超過21億畝。
五、土地確權和農民收入增長
農民收入的增長是土地確權後最顯著的成果。在浙江杭州、嘉興、湖州三市都聽到農民的反映:現在收入比過去多得多了。嘉興市的彙報材料中有一組初步測算的數據:土地確權以前，嘉興市的城鄉人均收入之比為31∶1，土地確權以後，嘉興市的城鄉人均收入之比為19∶1。城鄉人均收入差距之所以有如此明顯的縮小，不是城市人均收入減少了，而是農村人均收入大幅度增加了。
我們在嘉興市所屬的平湖市調查，初步分析後認為，農村人均收入增長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土地確權以後，農民的財產權明確了，農民的承包地、宅基地、宅基地上自建的房屋的權益得到了保障，他們生產經營的信心大增，他們的積極性被充分調動起來，動力充沛，潛力得以發揮。這可以被看成是農民發家致富的源泉。
第二，農民有了財產權，相應地就有了財產性收入。農民的財產分為兩類:一是土地，包括承包地和宅基地，二是房屋，主要指在宅基地之上自建的房屋。承包地作為農民財產，給農民帶來的財產性收入有:承包地的轉包費、出租的租金、土地入股的分紅、土地轉讓後的價款等。宅基地上自建的房屋作為農民財產，給農民帶來的財產性收入有:房屋出租的租金、房屋轉讓後的價款等。如果農民外出務工，或經營商業，開店，開手工作坊，除了有工資或利潤所得之外，家中的土地轉包、出租或入股後，還可以獲得轉包費、租金、入股分得的紅利;家中的房屋出租，可以獲得房租。在浙江省嘉興市郊的農村，我們看到農民的宅基地上，舊房屋已被拆掉，蓋起了一排排四層的新居，有些是農民自住的;有些，農民自住一半，另一半出租給外地來的經商人員;還有一些，農民全部出租給城市居民或外地來的經商和務工人員使用。農民得到較多的房租收入。
第三，農民在土地確權後，通過土地流轉，從其他外出務工或經商的同村農民那裏轉包或租賃了土地，或用於擴大種植規模、養殖規模，或用於發展蔬菜、水果、花卉業，他們的收入增加了。
第四，另一部分農民在把承包的土地轉包、出租給別人，或把土地入股於農民專業合作社之後，有的在城市中打工或開店開作坊，建立小微企業，生意興旺，收入較豐，於是把家屬遷入城鎮。農村中的房屋，或者仍留著，供回鄉時暫住，或者租出去，獲取租金。
第五，農民專業合作社有很大發展。這主要由於農民的財產權明確了，農民辦好專業合作社的勁頭充足，專業合作社的經濟實力加強了，經營、管理都有改進。專業合作社在規範化的道路上壯大起來。這也增加了合作社社員們的收入。
由此可見，土地確權在提高農民收入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方麵的作用是顯著的、不容忽視的。
六、進一步展開土地流轉工作時需要研究和解決的四個問題
目前，農村土地確權後的土地流轉工作依舊處於試點階段。從已經取得較大進展的試點縣所反映的問題來看，這項工作還需要針對以下問題作一些探討，尋找出穩妥的解決方案。大體上有以下四個問題。
(一)關於“非糧化”傾向
土地確權以後，農村各種形式的土地流轉加快了，這是可喜的。但與此同時，土地使用的“非糧化”現象也日益引起人們的注意。這裏所說的“非糧化”是指:轉包、出租之前，農業承包戶在承包地上種植的是糧食，轉包、出租以後，新承包者改種其他作物，如蔬菜、草莓、果樹、飼料(供養殖業用)等。“非糧化”作為一種趨勢，今後可能越來越嚴重。這是由市場價格差異決定的。土地流轉後，如果硬性規定本來是糧田的土地，流轉後隻準種糧食，恐怕吸引不了轉包者和承包者，因為收入過少，難以獲利。這等於依然把原來的農業承包戶束縛在原來的承包土地上，農戶隻能讓家庭中的老、弱、婦、幼低效率地從事糧田的生產經營。於是這就成為一個難題。何況，硬性規定原來種糧食的土地經過流轉之後仍舊種糧食，不一定能奏效，因為監督成本是很高的，而且誰來經常監督檢查?特別是改種的蔬菜、新栽的果樹已經成為新承包者的收入來源後，難道把它們鏟掉，重新種上糧食?誰來執行這一任務?這必然引起農村中的糾紛，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