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我最近對於基本的、不變的東西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問：比如《頂層》，寫人們對於日常生活的越出常軌心態，寫最低層人向往形而上的頂層，體現出你對於基本人性的關懷，這種關懷站在尊重個體自我存在的立場。
答：藝術家首先應從自我出發，通過無情的批判，為人樹立起榜樣，這與古典的文以載道完全不同。這不是說文以載道就不好，而是說在我們的文化背景下，文以載道遠遠不夠了，因為國民性的自我缺失需要一種完全不同於傳統藝術的新東西。
問：我看到你努力從人物的潛意識中，從小人物的生命衝動裏，提取一種新東西，一種盲目的熱烈的力量，一種自我的原動力。為什麼你不直說我們需要一種自我建構、一種終極關懷呢？你是否覺得這可能涉及到信仰的問題？
答：我是自發的將文學當信仰的，一開始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我希望這樣來對待文學藝術的人越來越多，通過對語言的顛覆使漢語獲得一種新的功能，使它達到真正的終極關懷。現在文藝界的保守思潮最害怕的是對於漢語來一個徹底的顛覆，強調傳統的是最優秀的。一個優秀的傳統用被動的保存方式是保存不了的，它一定會隨時代的發展而漸次流失。我的看法是，真正要保住傳統中那些優秀部分，隻能通過顛覆來達到。害怕外來文化的入侵，是一種根本沒有信心的表現。
問：我在《垂直殘雪》一文中，重點分析了你的寫作對於漢語的貢獻，我認為你開掘了漢語的潛意識功能，探索了我們生命垂直深處的語言能源。我想中國人需要說出自我，需要說出自我的漢語，傳統的文化和漢語給我們如此深重的壓抑，沒有垂直的開采，這個自我的油田是出不來的。前麵我們說到自我啟蒙、自我懺悔及終極關懷，這些課題由鄧曉芒從哲學的高度提出來很寶貴，但在文學的角度，歸根到底它其實是一場語言的革命：我們說什麼和我們怎麼說。
答：五四以來的語言革命並未完成，語言革命其實是思維的革命。比如“自我”這個詞，古漢語中沒有，是外來詞，我們在很長時間內將其“洋為中用”，為意識形態服務，作為“集體”、“大家庭”的對立詞，形成長期的誤解，並且帶著貶義。我們隻有在思維上意識到這個詞的真實內涵，才能真正說出漢語的自我來。它的真正內涵是個人的、個體的存在意識，是與肉體和世俗的對立，是人作為人存在於世界的根本。
問：鄧曉芒寫哲學，你寫小說，但我覺得你們共通之處是都在進行思維的革命和漢語的變革：不是表層的句法、用詞，而是語言與自我關係的深層，我借用近藤直子的詞“垂直”，可以形象描述這種方式。我的意思是，你們都是用漢語來說出人性的深部結構，用漢語來關心現實生活中的個體的人的自我問題，比如鄧曉芒的《哲學與生命》、《做人的秘密》，你的《突圍表演》和各種小說。換一種表述是，你們都拒絕讓漢語成為傳聲筒。
答：鄧曉芒提到一個失語的問題，我想大概是說我們的文化因為自我缺失，所以中國人從來沒有以人的身份開口說話的習慣，也可以說是沉默的民族，混沌的語言，所謂道不可道，說非常說。
問：在《靈魂之旅》這本書裏，鄧曉芒選擇了他認為最重要的十名當代作家進行剖析，認為九十年代中國文學的生存境界，能反映當代作家對於我們民族自我的探求深度。
答：創作是每一個個體作家用自己最為獨特的自我形式來追求人類的精神，自我越獨特越具有普遍的意義，而不是越自我就越狹小，隻有不懈探索下去，才會抵達人性之根，通過眾多作家的長期的努力，有一天民族的自我一定會浮現出來。
問：鄧曉芒從自我人格建構的理想角度做文學批評，認為《紅樓夢》裏寶黛愛情犯有幼稚病， 《傷逝》裏子君和涓生的愛情缺乏自我人格支撐，所以兩種愛情都缺乏激情和成長，兩種愛情中的主人公都沒有真正長大。他用這種角度看九十年代中國寫作，發現愛情的幼稚病比比皆是，人物的單薄也無處不在。我們的文學自我人格探求還比較膚淺。他有趣地稱張賢亮的寫作是“返回子宮”，莫言的作品具有“戀乳的癡狂”，顧城是“女兒國的破滅”,賈平凹隻有“廢棄的靈都”，這些說法很有概括力，的確打中了作家作品的要害所在，同時點擊了當代人精神上的普泛病灶。
答：我認為女作家比男作家好一點，更為執著於直覺的東西，對抗文化的壓迫和語言的僵化，她們有些東西很值得注意。
問：我們的對話終於要引入“性別”這個詞來，在自我深層處檢閱性別的差異。女性意識也是自我意識的一部分，是作為個體的性別的人對於自我存在的體驗，它的哲學淵源同樣來自西方，不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賢妻良母範式中的“女性意識”， 那隻是作為角色的意識，並不是自我意識的女性意識。
答：一直處於邊緣的女性最有突破自我困境的可能。這個困境也包括從賢妻良母式女性意識中突破出來，找到自我意識，找到什麼是自我。當然這個困境有很多種，包括重重疊疊文化的壓抑，不隻是角色壓抑。
問：王安憶在她的《我的女性觀：女作家的自我》中強調，女性作家在新時期文學裏起了極其關鍵的作用，她說“在男性作家揮動革命的大筆，與官僚主義封建主義等等反動、落後、腐朽的勢力做著正麵交鋒的時候，女作家則悄然開辟著文學的道路，將戰壕一般隱秘的道路，一直挖到陣地的前沿。”“文學回到了它本來的位置上”。我的理解，這個本來的位置是指文學與自我表達的互生根本。王安憶也認為女性的自我突困能力比男性強，因為她們個人的意識要比男人們更強，而男人們則更具有集體性的意識。她指出真的自我既要防止自我假象，又要防止自我的擴張，真的自我是對自我的反複觀照，是反省審思的理性過程，是對自我偉大困境的領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