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我所描寫的就是，也僅僅是靈魂世界，從一開始我就憑直覺選擇了這個領域，現在是越來越深入，越來越有意思了。說到時間，這也是我的文本的獨特之處，我的時間同世俗意義上的時間不太相同，也許讀者要很長時間才能適應。我想，時間就是對於生命的意識吧，由於這種意識在創作中的緊迫感，它已甩開外來的幹擾，形成自己的模式了。我選擇了這種創造，也就獲取了屬於我的時間。
問：你的小說中的人物，不管處於如何卑瑣和不堪的境地，無論他們映射著人的內在世界多麼醜陋、多麼陰暗、多麼絕望的內容，他們會偶爾地疲憊，卻總是顯示出巨大的熱情或者說激情。這激情來自哪裏？是來自他們作為生命體的本能，來自幽深無比的無意識，來自靈魂的尋求顯示自身的驅力，還是你作為作家主體將自身的激情賦予了他們？你是怎樣看待你與你的小說中的人物的關係的？
答：我的小說中的角色的激情來自不滅的理想，來自幽深處所的靈魂之光，也來自生命體的強大的本能的律動。虛汝華也好，述遺也好，麻老五也好，皮普準也好，不論他們的肉體是多麼的卑瑣不堪，看上去多麼醜陋、陰暗和絕望，隻要有了那一束光，一切就被照亮，如同魔術似的，醜變成了美。如果我們拋開我們那種所謂浪漫主義，來凝視我們的生存狀況，我所描寫的難道不是人的本質嗎？也許一般人就是習慣於假象，尤其是大多數人造出的假象，隻有住在這種假象的世界裏才心安。我小說中的人物都是我個人人格分裂的結果，自相矛盾的創造物。請注意一點：凡是那些最襤褸、最“負麵”的人物，往往是最本質、層次最深、凝聚了最多激情的。我不是有意要這樣寫的，也不是一開始就意識到了這一點，直到這幾年我解讀了卡夫卡、博爾赫斯、莎士比亞、《浮士德》之後，才發現他們也是這樣做的。例如《浮士德》中住在洞窟中的嚇人的醜八怪、福爾庫斯的女兒們，就以她們陌生的空靈之美打動了魔鬼梅菲斯特。將自我不停地分裂下去，是我的創作方式。
問：在你早期的小說《黃泥街》中，有大量的標誌“文革”曆史的語彙，諸如“占領”、“路線問題是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抓黨內一小撮”、“江水英”、“張滅資”，等等，它們出現在小說的情境中，除了折射著那一段曆史，嘲弄並拆解了那一段曆史外，是否還在暗示著那段曆史對人心的扭曲和踐踏？而這類語彙在你後來的小說中不再出現，是出於什麼考慮呢？
答：我的中篇《黃泥街》其實是處女作，它是一個動搖的產物，當靈魂還未充分覺醒之時，世俗的鉗製總是很難徹底擺脫，所以《黃泥街》有點模棱兩可。但即使是這篇早期作品，也仍然可以看出同以往小說的根本不同之處，看出那種向內轉向的努力。後來我才知道我要做的是什麼：用世俗中的材料來建造幻想的大廈，從地上修建通天塔。
問：與上麵這個問題或許相關聯的一個問題是， 《黃泥街》中的敘述人“我”，扮演的是一個尋找者的角色，他（她）獨立於、超然於那個荒誕的夢境，他（她）與其說是尋找黃泥街，不如說是審視它，粉碎它，並且在這樣的過程中獲得一種寧靜和悠遠的美感享受（這在小說的結尾的描寫中顯露出來）。第一人稱的這種敘事特性，在你後來的小說中也不再出現（短篇《名人之死》或許可以算作一個例外），這是為什麼呢？
答：《黃泥街》中的“我”尋找的是真理，一直尋到最後描述者才徹悟：真理正是溶解在荒謬中難以分離的東西，美也是溶解在強大的生命力所製造的醜陋之中，隻有那創世者帶來的第一束光（王子光）可以讓黃泥街人偉大的靈魂於刹那間被照亮。黃泥街無法證實，正同真理無法證實一樣，隻有人的幻想力是接近它的唯一途徑。就因為這，我非常看重這篇處女作。第一人稱我後來也用過，隻是用得少，我更喜歡陌生化，對象化的方式，表演性更強。
問：讀你的小說，尤其是你發表於九十年代的一些小說，如《曆程》《重疊》《輝煌的日子》《一個人和他的鄰居及另外兩三個人》，還有最近的《長發的故事》《變通》《生死搏鬥》等等，我感到，你總是將一個相對平實的開頭交給讀者，它們很容易與通常的經驗形態掛鉤。可是，逐漸逐漸地你的敘述開始將人們從這樣的關聯中拉開，一些不可思議的、遠離日常經驗範疇的事情紛至遝來，將人們拋到一個無所依傍的世界，人們無法從慣常的經驗來理解它們。你是否以此來撼動人們與“現實”的聯係，驅策人們走入另一種現實——心靈的現實。
答：你的感覺很準確。我要寫的，就是從未有過的、可能世界裏的事，而不是大眾公認的“現實”裏的陳腐常套。那是一個隻有幻想力可以抵達的地方，如果人不具備創造的力量他就進去不了。人是不習慣自由的，自由是一種危險的感覺，所以人向虛空邁步之前總想依仗一點陳腐的現實，這也是為什麼我的作品讀者少的原因，這件事我很坦然。但總有那麼一些人不滿意自己的精神狀況，想嚐試一種獨立的精神生活，於是他們的追求就會同我在某一點上麵彙合，撞出火花，這也就是所謂成功的閱讀。在這裏我想申明一下， 《輝煌的日子》那本書中所收的《一個人和他的鄰居及另外兩三個人》是我的一個小長篇《思想彙報》中的一部分，那個時候我發表作品還有困難，所以采取了不得已的節選的辦法。 《思想彙報》是我寫得很晦澀也很激情的長篇。
問：你是否在具有某種“中國特色”的意義上選擇“思想彙報”作為小說的標題，從而取得反諷的效果？
答：可以說是“中國特色”吧。我是非常中國特色的。但藝術並不關心“中國”。所以這篇小說雖看得出是中國人寫的，但它的焦點卻與地域無關。實際上，應該說我的所有的小說的意義都是排除了地域性的，這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