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學派是陽明學的一個重要學派，而在學術旨趣上又大有別於陽明學派，其代表人物多出於社會下層，主張“百姓日用即道”，具有濃厚的平民色彩，常被稱為王學“左派”，對後世影響極大，直到近代的不少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均頗受其影響。泰州學派與明代書院的興盛關係也極為密切。王艮是泰州學派的重要代表，從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起，追隨王陽明，朝夕相待，沿途聚講，先後在會稽築書院於城市中，又在廣德建複初書院“大會同誌”，在泰州主持安定書院教事，後至金陵，與湛若水、呂柟〔nan南〕、鄒守益、歐陽德等講論於新泉書院。在王陽明去世後，弟子多前往會葬，而後，“大會同誌，聚講於書院”，“四方從遊者甚眾，相與發揮百姓日用之學”。何心隱，聞王艮為學立本之旨，遂放棄科舉仕途，專事聚徒講學，在京師，辟各門會館，招徠四方之士，方伎雜流無不相從。後為避官僚嚴嵩的迫害，蹤跡不常，所遊幾半天下，南至八閩，東至杭州，西至重慶，到處聚徒講學，終被反對書院講學的張居正拘捕而死。羅汝芳，在任寧國府守時，宣講王陽明親訂之《南贛鄉約》，後在京師講學於廣慧寺，朝士多從之，致仕後“與門人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黃，益張皇其學，所至弟子滿座，而未嚐以師席自居。”方學漸，曾任國子祭酒，後棄職專事講學，主教於紫陽書院，創製了《崇實會約》，對書院會講製度的發展有很大影響。周汝登，先後講學於天真書院、慈湖書院、鹿山書院，對書院講會貢獻頗多。
湖北一帶主要有蔣信(道林)、冀元亨(闇齋)等。蔣信早年從學於王陽明，後又學於湛若水，因此，主張“理氣、心性、人我，貫通無二”，兼有王學與甘泉學的思想成分。先後建正學書院與文明書院。學徒雲集。
鄒守益是王學在江右的主要代表，一生從未間斷講學，先後築複古書院、白鷺書院等。他特別熱衷於聯講會，在複古書院講學，春秋兩季，“鄉大夫在郡邑者，皆入會”。“延同門王艮及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鄰郡”，家居之後，“聚講”不輟，“大會凡十”，“常會七十”，“會聚以百計”，他的足跡遍及江南大部地區，尤其江西境內，弟子動輒“以千計”。
明初學術一宗程朱理學，有人稱：“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朝廷以推崇程朱理學，尊程朱理學為官方正統思想，“非代聖賢立言之學不講”。朱學日益支離瑣繁，僵化呆滯，毫無創見，毫無生氣。
浙中一帶，王門弟子甚眾，影響也極大。主要代表人物，有：錢德洪，早年即師從王陽明，同邑範引年等數十人會聚於中天閣，同學共進。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王陽明出征廣西思田，他與王畿“居守越中書院”，此後，“在野三十年，無日不講學，江、浙、宣、歙〔she社〕、楚、廣，名區奧地，皆有講舍。”王畿，從王陽明學，“林下四十餘年，無日不講學，自兩都及吳、楚、閩、越、江、浙，皆有講舍。”黃綰〔wan晚〕，從學於王陽明，主張以“良知”之說為核心，吸收朱學“學與思”的“實地工夫”，曾兩次與王畿展開“深辯”。吸引了眾多學者，活躍了書院的學術氣氛。此外，還有張元衝，為官江西時，辟正學書院，與東廓、洛村、楓潭聯講會，又建懷玉書院。程文德，被黜為信宜典史，應總督陶諧之邀，主蒼梧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