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初年，在結束了元末以來社會動蕩不安的混亂局麵，經過近百年的努力，經濟得以複蘇和發展，政治和社會相對穩定，出現了所謂“洪永”盛世。在此期間，朝廷堅持“世治宜用文”的文教政策，集中精力發展官學和強化科舉考試，並且取得明顯的成效，官學教育得到空前的發展。據《明史·選舉誌》稱：
明代書院的發展與明代的文教政策有密切關係。
正德、嘉靖兩朝對書院發展采取支持、鼓勵的方針，促使書院蓬勃發展，結果發展規模擴大，書院數量猛增，書院講學的宗旨和內容也出現不合官方意圖的趨勢。朝廷感到有失控的危險。尤其是不少書院被卷入朝野政治鬥爭的風浪中，引起朝廷的警覺，在某些政治勢力的操縱下，自嘉靖後期起，多次出現禁毀書院的事件。但是，書院具有強大的社會影響力和生命力，事實上是禁而不止，毀而難廢的。
中央官學規模擴大，設施充備，製度完善，待遇優厚。有人稱：明代中央官學“規製之備，人文之盛，自有成鈞，未之嚐聞也”。地方各級官學也普遍設立，並采取一係列措施，調動入官學讀書的積極性，一度形成“家有弦誦之聲，人有青雲之誌”的社會風氣。
白鹿洞、嶽麓兩座著名書院的相繼修複，確實起到了“流聲光於天下”的作用。朝廷也一改長期對書院冷漠的態度，主動提倡建書院，如：憲宗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命江西貴溪縣重建象山書院”，孝宗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以吏部郎中周木言修江南常熟縣學道書院”。這都標誌著明代書院全麵興盛時期即將來臨。
正是在明代朝廷全力發展官學，強化科舉考試的文教政策導引下，造成了明初近百年書院備受冷落，陷入沉寂狀態。近代學者、書院史研究專家柳詒征先生在《江蘇書院誌初稿》一書中指出：“明初教士，一歸學校”，而“講學書院之風一變，其存者徒以崇祀先儒耳”。清代學者黃以周也曾說過：“學校興，書院自無異教；學校衰，書院所以扶其弊也。”
有人統計，明代共建書院近1600所，其中正德年之前所建約500所，正德年之後所建約1100所。就是說，從朱元璋建明至正德元年(公元1368—1506年)近140年，所建書院，僅占明代書院總數的30%，正德之後同樣不足140年(公元1506—1644年)，所建書院占明代書院總數的70%。而正德、嘉靖兩朝(公元1506—1566年)共60年，卻建書院達634所，占總數近40%，超過正德前140年所建書院的總和。在王陽明、湛若水等人及其弟子門人講學活動的主要地區，書院增設更盛，如：江西書院達265所，浙江也達173所，廣東(含海南)149所。三省之和近600所，占全國書院1/3以上。連西北、西南等邊遠地區，如甘肅、寧夏、貴州、雲南等省區，也創建了不少書院，而且絕大部分為正德年之後所建。
明，天下府州縣衛所皆建儒學，教官四千二百餘員，弟子無算，教養之法備矣……蓋無地而不設之學，無人而不納之教，庠聲序音，重規疊矩，無問於下邑荒徼、山陬〔zou鄒〕海涯。此明代學校之盛，唐宋以來所不及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