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以蒙古民族為主體聯合北少方少數民族創建的封建大帝國。
蒙古民族原生活在我國黑龍江上遊的額爾古納河流域，公元13世紀時崛起。在其領袖成吉思汗(鐵木真)的率領下，東征西伐，於1227年滅西夏。1234年又在窩闊台率領下滅金，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定國號為元，並於1279年滅南宋，從而統一了全國，建都於大都(今北京市)。
蒙古民族素以遊牧生活為主，遼、金時尚處在原始氏族社會末期。在12至13世紀時，逐步建立了奴隸製度，在先後滅西夏、金和南宋之後，開始了封建化的進程。
元代的基本國策是推進封建化，其文教方針和書院政策都是為封建化的基本國策服務的。
元世祖忽必烈是元代推行“漢化”文教方針的奠基人。他對蒙古民族的曆史和現狀做出了正確的分析，指出：“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缺”，清醒地認識到蒙古民族“武功迭興，文治多缺”正是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方麵封建化程度不足的體現。
早在元太宗八年(公元1236年)行中書省事楊惟中，跟隨皇子庫春征宋時，就注意收集大量宋儒所著經籍圖書送至燕京，並立宋儒周敦頤祠，建太極書院，延名儒趙複講學其中。這是元代自建的第一所書院，也是中國北方地區設立書院的開端。但由於當時的主要精力仍在軍事征討，而且書院原多在南方，北方士人多不熟悉，所以反響不大。
元代推行“漢化”文教方針，在統治階級內部一直充滿著激烈的爭論和鬥爭。蒙古族的頑固貴族往往以“本朝舊俗，與漢法異”為由，反對“遵用漢法”，尤其反對重用儒士，更反對重用漢人、南人儒士。他們堅持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的嚴格的民族歧視標準劃分親疏遠近。但是，由奴隸製向封建製過渡是曆史發展的規律和趨勢，也是元代統一中國，鞏固其統治的必由之路。實現封建化，必須推行“漢化”，而推行“漢化”必然要遵孔崇儒，重用儒士。一大批儒士為元代的發展所做出的實際貢獻，也證明了重用儒士的意義，回擊了推行“漢化”的反對派，更堅定了統治者推行“漢化”的決心和信心。
元代書院政策的製定、確立和發展，經曆了一個由不自覺到比較自覺，由不成熟不穩定到比較成熟比較穩定的過程。大體上可以說，元代對書院采取了由注意保護到鼓勵發展，又由積極創辦到加強控製的政策。
元代的書院政策是服從和服務於元代的“漢化”文教方針的。因此，元代的書院政策是“漢化”文教方針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漢化”文教方針的具體體現和實際內容，也是“漢化”文教方針得以順利持續推行的製度保證。
大批儒士大夫在元代受到重用，有的從政，有的興學設教，更多的人則是潛心學問和從事著述，為元代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建設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元代推行“漢化”文教方針，首先表現在提倡尊孔崇儒。孔子創立的儒家學派自漢代以後就一直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尊孔崇儒是曆代封建統治者文化教育總方針的核心。元世祖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正月，“敕修曲阜宣聖廟”，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廟”，並將在戰亂時“為人掠賣”的儒士“官贖為民”。接著又下令，“凡儒戶徭役，一切蠲〔juan捐〕免”。曾有儒生“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表現了元世祖對尊孔崇儒的積極態度。早在元太宗窩闊台執政時，曾任中書令的契丹人耶律楚材就曾建議重用儒臣。公元1232年元軍攻克汴梁，耶律楚材“請遣人入城，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命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箸等，使直譯九經，進講東宮。又舉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元史·耶律楚材傳》)公元1237年，耶律楚材奏稱：“製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元太宗表示同意，“乃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等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慝〔te特〕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當時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轉運使劉子振，都是漢人儒生，曾犯貪贓罪，太宗責問耶律楚材：“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為好人，何故乃有此輩？”耶律楚材回答說：“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太宗感到頗有道理，遂堅信不移。元世祖正是繼承太宗帝業，繼續推行“漢化”文教方針，進一步提倡尊孔崇儒，詔令各地修複或新建孔廟，令地方長官通過祭孔，進行儒家倫理道德教育，加強學校的恢複和建設，開展各種社會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