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九淵門人弟子眾多，有不少人創建書院講學。
董德修，先入象山之門，隱居力學，終日靜坐，潛心理學。後從之學者日眾，在其居處流坑建心齋書院。
沈煥，在太學讀書時，與楊簡、袁燮、舒璘為好友，同師事陸九齡。在鄉裏與史浩友好，史浩在月湖竹湖為之建講舍，稱沈端善講舍，或竹洲書院。與楊簡、袁燮會講年餘。居家講學之所建南山書院。
毋得品藻長上優劣，訾毀外人文字。
南宋書院的勃興與理學的發展有密切關係。南宋理學學派林立，流派繁多，除以朱熹為代表的程朱學派(也稱閩學，或稱考亭學派)之外，還有以陸九淵為代表的象山學派，以呂祖謙為代表的浙東金華學派(也稱婺學)和以張栻為代表的湖湘學派。此外，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和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合稱為事功學派)對南宋書院的勃興也有相當大的影響。
凡有所疑，專置冊記錄。同誌異時相會，各出所習及所疑，互相商榷，仍手書名於冊後。
但是，胡安國於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病逝於書堂內。其次子胡宏繼承父業，在初創書堂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充修建而成碧泉書院。胡宏親自撰寫過一篇《碧泉書院上梁文》，不僅表明碧泉書堂、精舍、講舍已正式稱作碧泉書院，更重要的是表達了碧泉書院明確的辦學宗旨和基本特色。他提出：創辦碧泉書院旨在“期聖奧以繙經，立壯圖而觀史，由源逢委，自葉窮根，明治亂之所由”，不追慕個人的富貴榮華。“貧者肯甘於藜藿〔lihuo離或〕，來共簞瓢(像顏淵那樣，居陋巷，以簞食，以瓢飲，而終不改其樂)”，期望“遠邦朋至，近地風從”，師生互敬互愛，相觀而善，共同努力，“襲稷下以紛芳，繼杏壇而蹌濟”，實現“伊洛之業可振於無窮，洙泗之風一回於萬古”。這也正是湖湘學派學術教育思想特點的體現。胡宏用四句話闡明了湖湘學派和碧泉書院的特色，“尋繹五典之精微，決絕三乘之流遁。窮理既資於講習，輔仁式藉於友朋。”十分精當簡明。
據記載：陸九淵在應天山講學，每旦精舍鳴鼓，則乘山蕎〔jiao交〕至講堂，從學者各以小牌，寫上自己的姓名、年甲，順序進謁，約數百人，皆齊肅無敢喧嘩、交頭接耳者。“首誨以收斂精神，涵養德性，虛心聽講”，很像現代的組織教學。其講經書，每啟發人之本心，間又舉經語為之論證，聞者莫不感動。初見者或欲質疑，或欲致辯，或以學自負，或立崖岸自高者，聞誨之後，多自屈服，不敢複發。其有欲言而不能自達者，則代為之說，宛如其所欲言，及從而開發之。至有片言半辭可取，必獎進之。諸生皆感激振奮。
呂祖謙學術思想的最大特色是兼容各家，博采眾長，不名一師，不私一說，以儒為宗，兼通者家，多識前言往行，重視中原文獻之統，由經入史，以史談經。
毋得互相品題，高自標置，妄分清濁。
朱熹在嶽麓書院兩個多月，同張栻深入探討，竟至“三日夜而不能合”。討論的範圍十分廣泛，除“中和”問題外，還有“太極”問題，“知行”問題。會講中，意見分歧很大，雙方都不輕易放棄己見，但又能相互尊重，虛心學習。事後，兩人深感會講收獲極大。朱熹在贈別詩中稱：“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張栻也認為，“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在兩人辯論之餘，張栻還請朱熹在城南和嶽麓書院講學，“每語學者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據說湖湘弟子遠道來聽講者甚多，至使嶽麓書院門前，車水馬龍，盛況空前，“學徒千餘，輿馬之眾至飲池水立竭，一時有瀟湘洙泗之目焉。”開創了邀請不同學派學者到書院講學的風尚。
鄒斌，初從學於陸九齡弟子李德章，後從陸九淵學。朱陸鵝湖之會時，曾隨陸前往與會。袁甫建象山書院，擬聘請他主持教事，因年老病辭。所居號南堂，藏書萬卷，弟子甚眾。
呂祖謙講學的一大特色是主張兼容並包，不持門戶之見，“公平觀理而撤戶牖之小”，各學派之間相互取長補短，他的門人弟子繼承這一傳統。在南宋末期，朱陸後學學派之爭愈演愈烈，發展成強烈的宗派情緒，詆毀對方，貶低他人，標榜自己。作為呂祖謙後學的麗澤弟子，仍堅持“心平氣和不立崖異”，是很可貴的，也為後世“和會朱陸”奠定了基礎，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呂祖謙和麗澤書院在南宋書院發展曆程中的獨特地位和價值，也正在於此。
呂祖謙講學於麗澤堂，十分重視書院製度化建設，對南宋書院製度的完善有重要貢獻。他特別強調“學有規，行有矩”。他說：“學者必以規矩，大抵小而技藝，大而學問，須有一個準的、規模。射匠皆然，未有無準的、規模而能成就者”，“百工皆有規模，今之學者反無規模，始不知始，終不知終，不知成就亦不知不成就，此最為學者大病”。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九月他為麗澤書院所訂規約正體現了這一精神。
凡與此學者，以講求經旨、明理躬行為本。
怠惰苟且，雖漫應課程而全疏略無敘者，同誌共擯之。
湖湘學派的產生是奠基於北宋的理學南傳的結果。其學術淵源乃上承二程之學。據南宋晚期理學家真德秀的說法，是：
肄業當有常，日記所習於簿，多寡隨意。如遇有幹輟業，亦書於簿，一歲無過百日，過百日者，同誌共擯之。
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曾應朱熹之邀，在白鹿洞書院講“喻義、喻利”章。淳熙十年，在孝宗召見時，公然批評朝廷“臨禦二十餘年……版圖未歸，仇恥未複”。貶謫至台州主管崇道觀。學者四方雲集，鄉曲長老也俯首聽講，徙寺觀講論，環而聽者二三百人，槐堂至不能容。遂登貴溪應天山，建象山精舍講學。
謝山在《同穀三先生書院記》中稱：“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為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複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於聖人，則一也。”
郡邑政事，鄉間人物，稱善不稱惡。
袁燮，號絜齋，少讀史籍，乾道初入太學，曾受到陸九齡的教誨。與同裏楊簡、舒璘、沈煥同聚，朝夕切磋。曾學於呂祖謙，與陳傅良為友，後歸宿於象山門下，主張“人生天地間，所以超然獨貴於物者，以是心爾。心者，人之大本也”，“學貴自得，心明則本立”。他勉勵後學主要強調“尊德性”，同時又要“實根本於學問”，又有朱學的味道。袁燮居家講學之所建城南書院(又稱絜齋書院)，曾與楊簡、舒璘、沈煥聯講會，四方請益之士眾多，盛況空前。嘉定初，袁燮任江西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權知隆興府(治南昌)，全力支持同門友人豐有俊創建東湖書院。
舊所從師，歲時往來，道路相遇，無廢舊禮。
湖湘學派的形成、發展和傳播與南宋書院的發展和勃興有著密切的關係。湖湘學派的誕生地和研究、傳播的中心在湖湘一帶，湖湘一帶的書院也以研究和傳播湖湘學派的學術教育思想為主要內容和基本特色。
傅夢泉，為陸九淵的得意弟子，在《宋元學案·槐堂諸儒學案》中名列第一。陸九淵讚譽他“人品甚高”。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登進士第，教授澧州、衡州，曾修石鼓書院，主講其中，士人從之學者甚眾。陳傅良曾與之講論，也深為佩服。知寧都，曾於城市之南講學，以從學者日眾而構室居之，號曾潭講堂。朱熹、張栻都曾與他有過學術交往，雖學旨有異，但都予以很高的評價。
文定書堂，以胡安國的號命名，實為胡氏父子相繼建成。紹興初，胡安國“由湘潭碧泉徙南嶽紫雲峰下築室居之”。胡宏又加修繕而完成，他還親撰《文定書堂上梁文》一篇，可以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