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
文蔚聞之，為學之道，無如收放心，以講明義理。端莊專一，整齊嚴肅所以收放心。親師取友，切磋琢磨所以講明義理。苟身居一室之內，心馳萬裏之外，雖日親方冊，口誦聖言，亦欺人耳，於已實何益哉！朋友相聚，識性昏明固有不同，雖曰不同，其間豈無一得。講明義理，互出己見，終有一個是底。既曰是，雖聖賢複生皆不能外，安得而違之。日夕相聚，講說愈多，聞見愈博，未說到貫通處，亦足以為會文之益也。為諸友計，切須收斂身心，務在端靜。以放縱四支馳鶩紛華為戒，則放心自然可收。施之讀書為文，義理自明，工程自進。況又得師友之益，有講論之功，相觀而善，相資而成。由此而進，古人事業不難也，況課試之餘乎！惟自近世以來，朋友道弊，群居之時，笑侮戲謔，麵諛背毀，善不相告，失不相正。甚者以氣相陵，以能相矜，無朋友相愛之意。一旦分袂，便同路人，音問不通，慶吊不講，利患不共，是無他故，方其同堂合席之際已無情義。莫非苟且，況已離群，其藐然不相恤也，宜矣。豈知朋友之道，在人倫五者之列，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並行於天地方間。朋友可廢，則五者亦可廢矣。有是理哉。文蔚平居，念此每竊憂之。是以願與諸君共篤此義。諸君苟然念此，則鄉之所設學規者，益亦大為之防，是不足於相浼，然出此則入彼矣，諸君其體之。
書院講學實行開放式。白鹿洞書院的教學除朱熹本人親自主講及本院教師講授外，還邀請院外名流來院講學。聽講者除本院師生外，非本院人士也可前來聽講。不同學派的學者也可同在書院講學，以便引起爭辯，促進學術的交流。朱熹和陸九淵曾在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的鵝湖之會展開過公開的學術論爭。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即白鹿洞書院剛剛修複之時，朱熹竟親自誠懇邀請陸九淵到書院講學。陸九淵也高興地接受邀請，在白鹿洞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勉勵師生“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不要“惟官資尊卑，祿廩厚薄是計”，要“專誌乎義而日勉”，“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並盛讚朱熹複興白鹿洞書院之舉，是“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甚篤矣”。朱熹深受感動，一再表示：“熹當與諸君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讚賞陸九淵“說得這義利分明”，“今人見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陸象山年譜》)。朱熹將陸九淵的講義，刻石永存，以警學者。據後人記載：“陸子靜(九淵)登白鹿講喻義一章，環而聽者千人，田夫野老有聞而泣者。”聽講者達千人之眾，其中還有“田夫野老”正是白鹿洞書院教學開放性的有力證明。此外，朱熹得意弟子和女婿黃榦在白鹿洞書院講“乾坤二卦”，“山南北之士子雲集”。
陳文蔚經同鄉餘大雅引見，於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前往崇安寒泉精舍師事朱熹門下，深得朱熹賞識。陳文蔚畢生從事教育事業，先後在饒州州學、信州州學、袁州州學、豐城龍山書院、宜春南軒書院、景德鎮雙溪書院和白鹿洞書院、鉛山鵝湖書院講學。陳文蔚在雙溪書院講學時，訂有《雙溪書院揭示》，仿《白鹿洞書院揭示》並加以具體化：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右修身之要。
b“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父子、君臣，人倫之首，故為人臣子者，事父必以孝，事君必以忠。然則不孝則不能忠……事君不忠，皆源於事父不孝也。忠孝立身之大節，於此二者一有缺焉，則不足以立身。”
據史料記載，武夷精舍麵溪背山，占地三畝許，在隱屏峰下兩麓相抱之中有屋室三間，名為“仁智堂”，堂之左右各一室，左謂“隱求室”，朱熹的住所；右為“止宿寮”，為待客之用。山麓外有一山塢，以石累為“石門塢”，塢內為生徒群居之所，稱“觀善齋”。外有牆門，匾額“武夷精舍”。朱熹自記稱：“堂成而始來居之，四方之友來者亦甚眾，莫不歎其佳勝，而恨他屋之未具，不可以久留也。”(《朱文公文集·武夷精舍雜詠詩序》)
同年秋天，朱熹親自察看了白鹿洞書院遺址。看到那裏山青水秀，幽靜清雅，“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確是一處隱居、讀書、講學、著述的好地方，於是斷然決定盡快加以修複。隨即發牒分派軍學教授、星子縣知縣籌措興複事宜，並上書朝廷，奏明複興的理由和計劃。他在奏折中指出：
朱熹對南宋書院的勃興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影響最大的舉措是複興白鹿洞書院，關心其他書院；總結書院教育的經驗，完善書院教育製度；以書院為基地推動理學各學派的學術論爭和交流，擴大書院的社會影響；鼓勵和支持弟子門人廣建書院，傳播理學思想。這些活動，對南宋書院的勃興做出了重要貢獻。
a“入則孝，出則弟。”“人之立身，莫先於孝弟，蓋孝弟為人之本。人所以戴天立地而異於物者，以其親親長長而有是良心故也。苟以失其良心而不孝不弟，則無以為人矣。”
書院教學突出地體現出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的特點。朱熹在白鹿洞書院講學不再重複傳統經學教學的舊模式，不以章句訓詁、名物考證、文辭聲韻的雕鑿為主旨，而是究明義理，求得德行道藝之實。將理學研究的成果變成書院講授的內容。彙集了朱熹畢生研究成果的《四書集注》，正是朱熹在白鹿洞書院邊講授、邊修訂的。《中庸首章》、《大學或問》、《論孟精義》即是朱熹理學研究與白鹿洞書院講堂講義融為一體的結晶。朱熹講學並非逐經按班講授，而是經過整理、詮釋、歸納成講義，特別強調將研究所得以講義、筆劄、語錄等方式傳授給學生。
寒泉精舍實際上是朱熹書院教育生涯的第一次實踐，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輔廣，曾從呂祖謙學，後又入朱熹門下，曾親赴武夷山三月而返。奉祠歸裏，建傅貽書院於浯溪，以傳習朱學為己任。
朱熹奏文，在反複申訴複興書院的理由和願望中，字裏行間，流露出對朝廷和各級官府隻重佛道，關心寺觀，而尊儒不力，忽視書院的委婉批評。同時對佛道泛濫、寺觀遍立而危及儒學地位的狀況深感不安，從而表達出決意與之抗衡的緊迫感和焦慮心情。
其一，親手擬訂《白鹿洞書院揭示》，也稱《白鹿洞書院教條》、《白鹿洞書院教規》、《白鹿洞書院教約》、《白鹿洞書院學規》，對書院教育的製度化、規範化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白鹿洞書院揭示》總結前人創辦書院的寶貴經驗，又吸收了佛教禪林清規的長處，明確了辦學宗旨、培養目標、為學之要、待人接物、應事處世的基本要求，形成相當完整的書院建設綱領性規章。成為當時和後世書院爭相仿效和履行的標準化規約。
而其所以為學之序，亦有五焉。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其二，朱熹親自主持、主講白鹿洞書院。並聘請名流學者到白鹿洞書院講學，使書院講學的特色更為突出、鮮明。
竹林精舍在建陽縣城西五裏。早年朱熹之父朱鬆“愛其山水清遽，欲卜居未果”。朱熹晚年念先父之誌，欲定居於此。紹熙二年(公元1191年)離漳州之任回建陽，在原考亭買舊屋，重加修繕，構築新居，宅旁建一藏書樓。不久，朱熹調赴潭州之任。紹熙四年(公元1193年)朱熹離任歸裏，在藏書樓之東建竹林精舍，為居家講學之所。
南康軍建昌縣(今江西永修縣)有呂氏五兄弟，同遊朱熹之門，學成隱居不仕，建鄉山書院讀書講學，號稱“朱門五賢一家”。呂炎、呂燾還會同周模、蔡念成、餘宋傑、胡泳、李燔等人，聯合眾多朱門弟子在康郡廬組成“聯講會”。惟先生書是讀，每季集會一次，到期集於主持者之家，往複問難，相告以善，有過失規正之，歲月寢久不少患，集中來會者常十七八人。這是有書院講會形式開端，至明代發展成書院講學的主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