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州地區成為朱熹學說傳播和發展的重要基地，多賴其門人弟子廣建書院講學授徒，擴大了影響。
《白鹿洞書院揭示》本文內容如下：
朱熹在武夷精舍著述講學六七年之久。完成了又一批理學著述，如：《易學啟蒙》、《小學》、《中庸或問》、《中庸章句》等。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
在朱熹門人中，將朱熹有關書院教育的思想和經驗，付諸實踐，並有所發揮者，陳文蔚之表現最為突出。
朱熹的奏議，最初並未引起皇帝重視，於是再次呈奏。奏文反複強調複興白鹿洞書院的意義和理由。
寒泉精舍同時也是聚徒講學的書院。朱熹的首批門徒就是由此開始從其問學求教，其中最著名者就有黃榦。
浙東一帶陸九淵門人弟子為眾，傳播較廣。朱熹門人也頗有影響。著名者有輔廣、陳埴〔zhi直〕、杜煜等人。
廬山一帶老佛之居以百十計。其廢壞無不修葺。至於儒生舊館隻此一處。既是前朝名賢古跡，又蒙太宗皇帝給賜經書，所以教養一方之士，德意甚美，而一廢累年，不複興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懼，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於此邦，以傳於後世。尤長民之吏所不能不任其責者。其廬山白鹿書院合行修立。(《白鹿洞書院誌》卷二)
陳埴，先師葉適，後師朱熹。主講於明道書院，並任山長。雖宗朱學，又雜有陸學。
寒泉精舍時與雲穀精舍並稱，也有直稱為雲穀書院者。後世為紀念朱熹，對雲穀書院還屢有修葺。
朱熹還通過多種途徑為書院收集圖書。白鹿洞書院修複後，朱熹曾向南康軍各官府衙門發布文告征集圖書。收集到的圖書，有的加上跋語，有的刻石為記，以便久存。當時清江劉仁季曾將其先人所收藏的《漢書》四十四通贈送給朱熹，朱熹遂轉送新落成的白鹿洞書院，“使之藏之，以備學者看讀”。
盡管如此，朱熹仍然衝破各種阻力，依靠地方力量著手進行修複工作。
書院教學強調學生自學讀書。朱熹認為學問靠自己積累，義理靠自己探索，教師隻能做個“引路的人”，隻能起到“示之於始，正之於終”的作用。不能代替學生自學。他反複強調：“讀書是自己讀書，為學是自己為學，不幹別人一線事，別人助自家不得。”他把學習比喻為飲食：“不能隻待別人理會，安放自家口裏。”朱熹十分坦率地告訴學生：“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隻是做得個引路的人，做得個證明的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在朱熹的倡導下，以自學讀書為主的書院教學傳統得到進一步發揚。
彭蠡〔li離〕，朱熹守南康時，曾經親自麵出疑義，向朱熹問難質難，得辨析甚精之教。晚年於南康軍都昌縣立石潭精舍，聚徒講學，名盛四方。
上述材料，充分表明，朱熹對南宋書院的勃興，影響極大，不僅自己創建書院，複興白鹿洞書院，而且他的門人弟子也在各地廣建書院。南宋時期，江西、福建、浙江書院繁多，特別是江西、福建的書院大多與朱熹及其門人弟子熱心創辦有關。朱熹及其門人弟子對南宋書院的勃興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陳文蔚居家講學處，號為“克齋”，又訂有《克齋揭示》。其要點有四項：
朱熹去世後，武夷精舍作為家塾式書院，由其子朱在、其孫朱鑒相繼“葺而廣之”。監司潘友文、彭方尚撥公田以贍學者。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知縣陳樵子和熊蒙正、詹樞雲等對其進行重建，擴大其規模，更名為書院。景定年間(公元1260—1264年)朝廷設山長以教邑士，理宗賜匾額。鹹淳年間(公元1265—1274年)程若庸任武夷書院山長。鹹淳四年(公元1268年)朝廷命有司再次擴建屋舍，建古心堂，並更名為紫陽書院。之後不少學者來此或就近築室建堂，讀書講學，如：遊九言、劉瀹〔yue月〕、蔡沈、蔡抗、熊禾等。武夷山遂成為理學名山，閩北一帶成為南宋書院比較集中之地，有“道南理窟”之譽。
據朱子年譜記載，朱熹在寒泉精舍完成一批重要的理學著作，如：《家禮》、《論孟精義》、《通鑒綱目》、《八朝名臣言行錄》、《太極圖解》、《通書解》、《程氏外書》、《伊洛淵源錄》等。還與呂祖謙合作，撰成《近思錄》。
——《朱文公文集》
朱熹幼年喪父後，曾隨母定居崇安五夫裏，從學於劉子羽、劉勉之、劉子翬〔hui揮〕和胡憲。劉子翬常帶朱熹到武夷山，講習於水簾洞處。劉氏為遊覽之便，曾在下梅置田200畝，設歇馬莊。劉氏族人劉中還建水簾講堂(或稱瑞樟書院)。武夷山的自然環境和文化氛圍給朱熹留下深刻印象和美好回憶。朱熹在任職同安縣主簿歸來奉祠家居十幾年中，又在武夷山建家山堂，潛心著述和講學。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呂祖謙來訪時，在寒泉精舍共商編訂《近思錄》，完成後邀諸友同遊武夷山，曾刻石留念。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朱熹被調離剛任職一年的提舉兩浙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遷台州主管崇道觀，實際是貶回武夷山。朱熹即在武夷山大隱屏峰下五曲之旁，建武夷精舍。朱熹親自擘畫，“使弟子具畚鍤，集瓦木，率相成之”，當年四月即告完工。
武夷精舍在崇安縣(今福建武夷山市)武夷山的五曲大隱屏峰下。
武夷精舍完全由朱熹親自籌措，門人弟子自己動手，不靠任何官府資助而成。可以看做是朱熹在剛剛複興白鹿洞書院兩年後的又一影響巨大的舉措。
竹林精舍成為朱熹晚年聚徒講學之所，其門人高足多聚此講論。《朱子年譜》稱：“先生晚歸，學者甚眾，至是精舍落成。”朱熹在竹林精舍仍沿用《白鹿洞書院揭示》。他身處逆境，不忘著述、授徒，講學不息，學生遠自川蜀，慕名來學。朱熹去世後，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理宗賜額竹林精舍改名“考亭書院”。
朱熹在修複和主持白鹿洞書院的工作中，有兩個舉措影響最大。
d“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是五者窮理力行之目。”“學、問、思、辨乃窮理之事。為其窮理，故能力行。修身之道功夫實在於此。蓋不窮理無以知其事之當然，不力行則無以遂其誌之決然。雖欲修身，不可得矣。然力行，又以窮理為先。窮理之目有四，而力行則一言而足。蓋修身，窮理之功為多，而力行則行其所知而已。故修身非窮理力行有所不能，忠孝非修身有所不能，以是而應事接物，未有不盡其情矣。”
朱熹任南康軍守，複興白鹿洞書院，南康地區，朱熹門人不少，也多建書院或講學於書院之中。
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朱熹受命差知南康軍。上任伊始，即出榜征詢有關陶潛、劉渙、洪氏義門雷塘書院，以及白鹿洞書院遺址，以便“別行措置”。榜文稱：“按圖經，白鹿洞學館，雖起南唐，至國初時猶有舊額，後乃廢壞，未悉本處目今有無屋宇。”
c“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三者修身、應事、接物之要。人之處世，忠孝固其大節，然不能不應事，不能不接物。臨事貴乎不忽，待人貴乎盡己。應事接物各得其道，則於事無失，於物無忤。要之二者又自修身以始。”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