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官學的衰落是書院勃興的直接原因。慶曆以後北宋的統治者曾把發展教育的重點寄托在興辦官學上，然而三次興學運動均告失敗，所存者也僅有學校的形式，而無教育的實績。
理學的產生和發展是儒、佛、道長期鬥爭、融和的產物，書院教育也廣泛改造和吸收了佛、道講學的內容和形式。這在南宋書院教育中也表現得極為明顯。
第四，南宋印刷業的發達為書院的勃興提供了一定的物質條件。書院以藏書豐富為特征。自學讀書是書院教學的一大特色。藏書是書院教育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書院教育的悠久的優良傳統。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學者創書院講學，讀書士子熱心於求學書院，不同於唐末五代的士人隱居山林，以避戰亂的消極心態。朱熹等人也並非真的超俗出世，而是希望造就具有“德行道藝之實”的人才，以匡正天下，挽救世風世俗。
南宋書院的勃興有著深刻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
理學大師親自複修書院或新創書院，在書院授徒講學，提高了書院的學術地位，為書院樹立了威信，擴大了書院的社會影響。北宋的著名學者多在官學任職，南宋的著名學者大都逐步從官學移足書院。朱熹、陸九淵、呂祖謙、張栻等都是南宋學術界的名流，又是書院教育的積極倡導者，他們的弟子門人也都是積極創辦書院的有名人物，對南宋書院的勃興，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還有一首稱：
理學的發展和成熟，促進了南宋書院的勃興。南宋的書院多是宣講理學的書院，理學成為南宋書院的基本教育內容；南宋的理學主要通過書院進行傳播，南宋書院成為研究和傳播理學的重要基地。著名學者楊時說：“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若庸也說：“創書院而不講明此道，與無書院等。”所謂“道”，即道學之道，也就是理學之道。表明理學與書院的關係是極為密切的。
南宋理學流派繁多，學派林立。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朱熹、陸九淵、呂祖謙和張栻等。
南宋朝廷也感到官學教育極不景氣，然而也苦於回天無術，隻好轉而支持民間或私人創辦書院，以補官學之不足，以救官學教育之弊。
都是提倡和鼓勵學生向顏淵學習，追求一種“孔顏樂處”的精神境界。
中國的印刷術是世界聞名的重大發明，長期處於世界領先的地位。印刷術的發明，印刷條件的改善，是書院發展的重要條件。王應麟在其所著《玉海》中解釋書院時稱：“院者，取名於周垣也。”就是說，書院就是指有圍牆院落的藏書、校書、讀書的場所。書院與書籍是不可分的。
講學是書院的主要活動內容，也是書院作為教育機構的重要標誌。南宋書院的講學有許多新發展。講學人可慕名聘請，或書院主持人自講，還可臨時請名人講演。不同學派可以互相交流、論辯。如：朱熹曾邀請陸九淵到白鹿洞書院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黃榦〔gan幹〕(朱熹的得意弟子)去廬山訪友，曾應邀在白鹿洞書院講“乾坤二卦”；朱熹曾赴嶽麓書院同張栻會講。名師在書院講學，聽講者不限本書院師生，外地士子也可前來聽講，如：黃榦在白鹿洞書院講“乾坤二卦”時，“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有的書院還曾實行高足弟子代講。如陸九淵在槐堂講學時，令弟子鄧約禮為齋長，有求見問學者，先令其從鄧問學；在應天山精舍講學時，又以從鄧約禮學習的傅子雲代講。名師講學常把所講內容整理成講義，學生聽講也如實邊聽邊記。如：陸九淵在白鹿洞書院講學的“書堂講義”，呂祖謙在麗澤書院講學也有“麗澤講義”。學生的聽講筆記也常整理總彙起來，如：《朱子語類》140卷，就是輯錄朱熹99個弟子的多年聽講筆記而成的。後世教學中教師的講義和學生的聽課筆記大概就是由此沿襲而來的。南宋講學的優良傳統，到明代書院又有進一步發展，成為獨具特色的書院講會製度。
南宋書院的勃興，不僅表現在數量大增，而且規模也有所擴大。更重要的是表現在製度上進一步完備和教育活動的內容、形式進一步豐富充實。
另一首稱：
書院的祭祀活動是一項特有的活動內容，也是書院教育的一大特色。祭祀活動似乎帶有某種宗教色彩，實際上，通過書院祭祀的對象可以表明該書院的學術宗旨和特點。南宋書院除一般供祀孔孟等先聖先師之外，特別重視供祀周、程、張等北宋的理學大師，表明南宋書院大都與理學有關，是講理學的書院。不少書院都各有自己特有的供祀對象，多把本學派的創始人，或與該書院有密切關係的代表人物加以供奉，用以提高書院的社會地位，標明或保持該書院的學派特點和學術特色。書院供祀與佛道寺觀的祭祀方式也有所不同，不是祈求某些神靈的保佑，而是為人樹立某種典型形象，是一種生動的教育形式。
南宋書院的勃興是多方麵因素促成的。概括起來，大概有四個方麵的原因：
南宋書院數量多、規模大、地位高、影響廣，差不多取代了官學，成為當時許多地區的主要教育機構。
南宋書院已建立起一套比較完備的製度。從辦學宗旨、培養目標、教學內容和方式，以及教師的選聘、學生來源及條件、經費籌集和組織管理等，都有了比較明確的規定和比較穩定的條例。朱熹為白鹿洞書院親手擬訂的《白鹿洞書院揭示》(也稱《白鹿洞書院教條》、《白鹿洞書院學規》)成為各書院的標準條規，為書院製度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第三，理學的發展和成熟為南宋書院的勃興提供了文化學術思想條件，理學大師在書院講學擴大了書院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