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在《學校貢舉私議》中也說：“所謂太學者，但為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為科舉之文”，“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嚐聞之以德行道藝之實”，學校“又隻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朱文公文集》)。
南宋的書院都標榜反對科舉。朱熹在複興白鹿洞書院時，就反複勖勉學生不要參加科舉，不要隻想做官，不要追求利祿，應當牢記古代聖賢教人為學之意，講明義理，以修身心，然後推己及人。要像顏淵那樣，居陋巷而不改其樂，鑽研賢聖經傳，隻求明誠兩進，德業雙修，道藝並進。朱熹的許多詩句都貫穿這種精神。
紹熙三年(公元1192年)吏部尚書趙汝愚在一份奏折中指出：中興以來，朝廷建太學，行貢舉，造成“奔競之風勝，而忠信之俗微”，學校中“工雕篆之文，無進修之誌”，“視庠序如傳舍，目師儒如路人，季考月書，盡成具文”(《《宋史·選舉誌》)。
在中國書院教育發展史上，南宋時期書院發展達到了一個鼎盛時期。南宋時期的書院數量大增，規模擴大，製度完備，內容充實，特色鮮明，影響顯著。
南宋書院教育的內容和形式日益充實和豐富，教育特色更為突出和顯著。藏書、祭祀、講學都受到充分的重視，並且形成了相應的製度，創設了較好的條件。
正因為如此，朱熹等人才極興書院，許多人仿效朱熹之所為，大力提倡和創建書院。
直到紹興十二年(公元1142年)才將臨安府學增修為太學，定太學弟子以300人為額。第二年又增建國子學，增收太學生。州縣學也相繼恢複和重建。但是南宋的太學和州縣學多有名無實。官學教育不能滿足國家“建國君民”、“化民成俗”的需要，讀書士子也深感在官學難以學到“德行道藝之實”。有誌之士在激烈抨擊官學教育弊端的同時，積極從事私人講學活動。讀書士子也對官學失去了興趣，多自尋名師，求學問道。曾於北宋初興盛一時的書院，自然又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
書院的藏書受到廣泛的重視。除請求朝廷禦頒書籍外，還收藏友朋贈書，並遣人四處購書。專建藏書樓和書庫，委派專人掌管。不少書院著手自己編書、刊刻書籍。各書院差不多都成為當地一個藏書最豐富的場所，因此成為一個地區的文化教育中心。
隨著理學體係的成熟，也就步入傳播階段，以便廣泛擴大理學的影響。書院講學是傳播理學的最好方式和最佳途徑，因為書院具有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的特點，書院大都不受或較少受科舉考試的製約，便於自由講授，自由研討。因此，書院成為研究和傳播理學的最理想的場所，成為發展理學的學術教育基地。
書院的產生和發展同理學的產生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北宋是理學的奠基時期，北宋的書院也處於開創階段；南宋時期是理學的成熟時期，南宋的書院也進入相當完備的階段。南宋理學的主要流派差不多都與書院的發展密切相關。理學的學術文化思想成為南宋書院教育的基本內容，書院教育成為理學研究和傳播的主要基地。
兵部侍郎虞儔〔chou愁〕曾上書指出：“近來州郡之學，往往多就廢壞。士子遊學，非圖啜(饣甫)以給朝夕，則假衣冠以誑流俗。而鄉裏之自好者，過其門而不入，為教授者，則自以為冷官，而不事事。自一郡觀之，若未甚害也，舉天下皆然，則實關事體也。”他激憤地說：“朝廷建一官，蓋欲使之治一職，苟以為迂闊於事，無補於時，曷不一舉而廢之！吏祿學糧，猶可省也。”(《續文獻通考·學校考》)
圖書的大量刊印，有利於圖書收藏，也為書院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特別是書院刻書業的發展，擴大了書院的社會影響，提高了書院的社會地位，也方便了書院的教學和研究工作的開展和提高，對書院的勃興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南宋書院發展最快的時期是南宋理宗(公元1225—1264年)時代。據統計：宋代共有書院近700所，建於北宋的約140所，占總數的20%左右，而建於南宋的有500餘所，占總數的80%左右。在建於南宋的書院中理宗一朝占50%以上，近300所。
第二，科舉製度的腐敗是南宋書院勃興的重要原因。南宋官學的衰落和科舉製度的腐敗是互為因果的。在一定意義上說，正是科舉製度的腐敗，進一步加劇了官學的衰落。因此，南宋許多有誌之士對官學的批評多從抨擊科舉製度的弊病著眼的。
深源定自閑中得，妙用元從樂處生。
莫問無窮庵外事，此心聊與此山盟。
曰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
允莘摯之所懷，謹巷顏之攸執。
彼青紫之勢勞，亦何心於俯拾。
青雲白石聊同趣，霽月風光更別傳。
珍重個中無限樂，諸郎莫若羨騰騫。
——《朱文公文集》卷七
——《朱文公文集》卷一
——《朱文公文集》卷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