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參知政事，即著手實現他的主張，變風俗，立法度，改科舉，興學校。
崇寧興學，在中央官學基本上仍沿襲王安石的太學“三舍法”，進一步擴大中央官學的規模，增加生員數額。崇寧興學的重點在發展地方官學。府、州、縣學普遍設立，並且形成比較穩定的體製和規模。但由於地方官員辦理不認真、不得力，更由於經費有限，許多地方官員以興學為名，科斂民財，強行攤派學額，索取糧錢，遭到強烈反對，最終地方興學也多流於形式。
宋初科舉不僅及第者人數大增，而且及第後的待遇也很優厚。宋初取消了唐代科舉登第者須再試吏部方可授官的製度。改為禮部科舉考試，及第後直接授官，進士登第者不數年往往赫然顯貴，名利雙收，極富吸引力。讀書人趨之若鶩，埋頭苦讀，一心追求“功名”，皓首窮經，以求登第。
然而不久，由於統治集團內部鬥爭激化，範仲淹在鬥爭中失敗，並以朋黨之嫌，被斥離職，更由於興辦官學，經費大量增加，而朝廷財政支絀，難於維持興學費用。於是，原來反對興學，反對改革科舉的輿論又如沉渣泛起，“言初令不便者甚眾”。宋仁宗迫於這種壓力，遂下詔說：“科舉舊條，皆先朝所定也，宜一切如故。前所更定，今悉罷。”入學日限被取消，錫慶院也重新收回。地方官學雖未明令取消，但有些地方官吏隻為貪圖崇儒之名，敷衍應付，地方官學多流於虛設。更有些地方官吏借興學科斂民財，敗壞了官學聲譽。讀書士子入官學求升遷的願望難以實現，竟有人把入官學視作混飯吃的場所。
王安石親眼看到北宋王朝的內憂外患，國力衰竭，人才不濟。遂產生了教育興邦、人才救國的思想，立誌改革科舉，興辦官學，培養有用人才。他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範仲淹興學失敗的前夕，寫了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範仲淹在《上執政書》中明確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狄戎、杜奸雄、明國聽等六大施政綱領。其中“重名器”的辦法就是慎選舉、敦教育。他尖銳批評不教育而隻舉人的科舉製度，就好比農民“不務耕而求實”。他認為擇而不教，久則乏人，賢才必難以繼出。所以朝廷和官府應把興教育人放在第一位，然後才可望選拔有用之賢才。無奈那時他位卑言微，他的合理建議未被重視，當朝執權者都是既得利益者，極力反對他的主張，因此他的意見無法得以實施。
為了貫徹“興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國策，在文教建設上重點實施兩項方針和措施。一是強化科舉考試製度；二是鼓勵和支持民間或私人辦學。
隨著王安石變法的失敗，他的教育改革也失敗了。自元祐(公元1086—1094年)至元符(公元1098—1100年)末，舊製一一恢複，第二次興學運動又告破產。
強化科舉考試製度，提倡“學而優則仕”，“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思想，既為朝廷吸收社會人士，擴大統治基礎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又為貧寒的社會下層文人提供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機會。宋真宗有一首“勸學詩”很有代表性，詩稱：
第一次興學運動就這樣，宣告失敗了。
北宋文教建設方針的調整，集中體現在改革和興建各級官學。所以三次相繼發動的興學運動，實際是興辦官學的運動。
熙寧興學，除改革太學之外，還設立武學，講習諸家兵法；律學，講授法律律令；醫學，講授醫藥病理。總之，是為了更多地培養應用型的人才。
北宋第一次興學，是宋仁宗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由參知政事範仲淹主持的。
王安石認為，天下之亂在於不知法度，而欲求革新，又苦於人才不足，而欲得人才必須使陶冶得其道。他詳細論證了教之、養之、取之、任之的一整套辦法。他提出：教之之道，在於擇材而教，教以實用之學，反對單純講說章句和課試文章；養之之道，在於“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取之之道，在於改革科舉，反對以詩賦、文辭取士，而代之以考試經義；任之之道，在於反對隻問身世，不論其德，隻講資格，不察其才的做法，主張人盡其才，才盡其用。關鍵是改科舉，興學校。
考察書院發展的態勢，不僅看其數量多寡，主要看其在社會上的地位和影響。慶曆興學前書院和其他形式的民間或私人辦學影響極大，幾乎成為當時教育的主導形式，對教育發展起著支配作用。而慶曆興學後，各級官學明顯地成為教育的主體，書院的地位和影響大為下降了。所謂書院沉寂正是指其地位和影響不像宋初那樣顯赫了。
興學運動客觀上造成書院沉寂，但沉寂不能說“盡廢”。同樣，北宋書院並未“盡廢”，也不能說北宋興學期間和興學以後的書院比宋初還要發達、興旺。
實踐證明，宋初統治者強化科舉考試製度，鼓勵和支持民間或私人辦學的方針陷入了新的困境，必須做必要的調整。有識之士普遍認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徑就是加強官府辦學，將朝廷文教建設轉移到重點興辦官學的軌道上。而且認為文教建設方針的調整、工作重心的轉移不僅有了必要，而且也有可能。興學運動已成為大勢所趨。
三次興學的來曆和意圖在於振興官學，糾正或彌補科舉考試的弊病和不足，並非有意抑製書院的發展。但朝廷重在興辦官學，減少了對書院的關注。而官學在一定程度上的發展，緩解了讀書士子“無所向學”的矛盾，書院處於自生自滅，少有人過問的境地，從而導致了北宋書院長期沉寂。王褘〔hui揮〕在《遊鹿洞記》一文中竟說：“書院至崇寧末乃盡廢。”這是王褘麵對北宋書院沉寂發出的感歎。三次興學未必造成書院盡廢，有些書院廢毀也不一定全與興學有關，但在長達80餘年的三次興學運動期間，書院確確實實是沉寂了。
北宋慶曆年間至宋朝南遷，即從公元1043年至1126年，80餘年間，先後掀起三次大規模的興學運動，從朝廷到府、路、州、縣各級官府致力於振興官學，文教建設的方針和工作重心轉向興辦官學。從中央官學到地方官學都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但興辦教育的全部經費都由朝廷和地方官府負擔，實難得到保證。因此，除了統治集團內部鬥爭之外，經濟上力不從心也是造成興學不力，歸於失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