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於便殿親自召見山長周式，麵授周式為國子監主簿之職。仍使其歸掌嶽麓書院，又因舊名“賜額”，“於是書院之稱始聞天下”，登其堂受其教者，“相繼不絕”，生徒達“數百人”。
嵩陽書院一直受到北宋朝廷的重視，兩次賜書頒額，置院長，撥學田。據稱嵩陽書院學田最多時達1750餘畝。
淳祐年間(公元1241—1253年)知縣孫子秀訪茅山，因故址重建茅山書院，以待遠方遊學之士。
石介(公元1005—1045年)字守道，兗州奉符(今山東泰安)人。幼年篤誌好學，清苦自甘，自強不息，名聞鄉裏。天聖八年(公元1030年)登進士第，與歐陽修、蔡襄等同科，先後任職鄆州、商丘等地，因父喪歸裏居徂徠山下，以《易》授徒於家中。曾請孫複來山東講學，率諸弟子共師事之。徂徠山下石介讀書講學之處，稱徂徠書院。範成大將徂徠書院列為宋初四大書院之一。近人陳登原稱宋初有八大書院，泰山書院、徂徠書院均在其中。
石鼓書院正式創建於宋初。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李士真向郡守申請，在李寬中讀書處創建書院。由唐時的李寬中秀才書院或李寬中書院正式定名為石鼓書院。
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宋仁宗應集賢校理劉沅之請，賜書院額匾及學田。
宋初的著名書院有哪幾所，曆史上說法不一。綜合各家之說，結合近年來的研究成果，分別介紹如下。
予讀此，甚善二僧之用心與予同。讀者乃笑之，若謂此碑為不足存。嗟呼！白鹿洞諸書院，經近世諸大賢主張扶植，必推本其初，為何人所居，出何時之意，後雖有述，而始作之善不可沒也。智璿若某二僧者，生於彼時，同時有位與力過二僧者何限！彼不為此舉，而此為之，豈不可大嘉哉！獨以其僧也，而今置之不道，其亦不得為公也已！(《巽齋文集》，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應天府書院由私人家館發展成私人講學的書院，又逐步演變成為官學，這也是宋初書院發展的一種頗有代表性的形態。
宋初書院大多是由私人隱居讀書講學發展起來的，也有一部分由世家大族的家塾發展而成的。宋初書院發展的直接動因是“補官學之不足”，因此多得到朝廷和官府的支持、褒獎和資助，在宋初教育發展上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袁燮在《四明教授廳續壁記》中也說：“集一時俊秀相與講學，涵養作成之功，亦既深矣。而問其鄉校，惟兗、穎二州有之，餘無聞矣！”(《絜齋集》，商務印書館，1935年《叢書集成》)說明宋初地方官學除兗州、穎州一帶之外，大部分地區均未曾設立，學者大都集中在書院聚徒講學，並且卓有成就。
石鼓書院也與道家道教有著密切關係。李寬中秀才書院原為尋真觀，後改道院為學舍，繼而立學，招諸生弦誦其中。唐代呂溫的題詩竟直稱“尋真觀李寬中秀才書院”。書院是由尋真觀改建而成，或者書院就設在道觀之中，為尋真觀的一部分。可以想見，在唐宋之際，許多名山勝地，佛道寺觀與儒學書院爭相創建，香火繚繞與詩書講誦交互爭寵，形成特有的一大文化奇觀，頗能發人深思！
朱弼，字君佐，建安人。精究五傳，旁貫數經。開寶年間，赴金陵應試，一舉以關頭中第，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生徒數百。當時廬山國學的生徒中，有盧絳、諸葛濤、蒯鼇等一夥無賴之徒，不守禮法，經常飲酒賭博，打架鬥毆，橫行霸道。學官多不敢管束，任其胡作非為。及朱弼任教，威嚴以待，謹持禮法，整頓風紀。每升堂講釋，生徒環立，各執難疑，問辯蜂起。朱弼應聲解說，莫不造理。雖題非己出，而事實連綴，宛若早有準備，胸有成竹。於是諸生誠服，皆循規矩，教學秩序井然，風氣改觀。盧絳等無賴之徒見勢稍稍引去，四方肄業者紛然而至。
唐末五代數十年間，戰亂不止，社會不寧，經濟蕭條，文教衰落，讀書士子無由顯身，多數人窮居草野，隱居讀書講學，於是私學暗興，書院教育應運而生。
唐末五代至宋初，曾在白鹿洞書院就學者達數百人，可考者如：
馬端臨在《文獻通考·學校考》中也將石鼓書院與白鹿洞書院、應天府書院和嶽麓書院並稱為“宋興之初，天下四書院”。
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應天府民曹誠出資300萬錢，就戚同文舊學舍之地重建學舍，建屋150間，聚書1500冊，廣集生徒，講學其中，聲名彌盛。應天府將其事跡上奏朝廷。宋真宗詔令“以曹誠為府學教授”，“令同文孫舜賓主書院之事”，並賜應天府書院額。太常博士王瀆掌其教，職方員外郎張吉甫領其綱。應天府書院正式得名。人稱戚同文為睢陽先生，故應天府書院又被稱為睢陽書院。
這是有關白鹿洞書院，也是中國古代書院教育初期教學活動最早最詳盡的記錄，顯示了書院教學某些最基本的特征。如：重視學生自學讀書，師生質疑問難，解說論辯；紀律嚴明，禮法威重，風氣井然。
楊徽之，讀書於白鹿洞，長於《詩》。
唐末五代至宋初，曾在白鹿洞隱居讀書或任教講學的學者先後有唐末的顏翊〔yi義〕，五代時的李善道、朱弼、陳貺〔kuang況〕，宋初的明起、劉渙、陳舜俞、陳瓘〔guan冠〕等。據稱：顏翊率弟子30餘人，授經於白鹿洞，達30年之久。李善道任洞主時，白鹿洞生徒百餘人，皆為時望名流。朱弼任助教，學生質疑問難，其剖析周詳，頗得眾望。馬令在《南唐書》中詳細記載了朱弼在白鹿洞講學的情景：
馬端臨在《文獻通考·學校考》中說：“是時末有州縣之學，先有鄉黨之學。”就是說，宋初州縣等地方官學尚未設立，包括書院在內的民間或私人創辦的鄉黨之學率先得到發展。
從這些資料中也可以窺見書院教學的某些特點，如：教學內容比較靈活多樣，學生各有專長，師生關係比較和諧融洽。
開慶元年(公元1259年)書院為豪門所奪。
嶽麓山在唐代也是一處佛教活動的聖地。道林精舍旁即有一寺，也以道林為名。五代時，馬殷曾加重建，僧眾達300餘人。道林精舍竟為道林寺所並。宋人曾賦詩一首，深表歎惜：
宋天聖二年(公元1024年)王隨知江寧府奏請於三茅齋糧莊田內撥田三頃，供書院贍用。王隨死後，書院逐漸廢弛，居空徒散，其地為道教崇禧觀所占用。
嵩陽書院地處中原大地，開封、洛陽曾是中國政治、文化中心，在南北文化交流與傳播方麵，嵩陽書院也有重要作用和地位。
劉式於南唐時在白鹿洞讀書，曾手抄《孟子》、《管子》等書。據說這些書是當時白鹿洞教學中的日課。
呂祖謙在《鹿洞書院記》中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說：“竊嚐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呂東萊文集》，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本)這裏的“國初”正是指宋初。同時也說明，宋初剛剛擺脫了戰亂之禍，學子就學讀書之風日盛，但學校尚未及設立，於是學者在山林閑曠之地，自建書院，聚徒講學。
嵩陽書院與道家道教有微妙的關係。原為道教太一宮舊址，附近有道教崇福宮相鄰。金時又曾改為承天宮，仍為道教所有。從唐末五代直到宋初，佛教寺廟、道教宮觀都曾成為儒學士子寄居讀書、聚徒講學之地。其間不少儒學士子與佛道僧眾交往密切，不僅為書院的產生和發展創造了條件，而且也為理學的萌芽和奠基提供了機遇。嵩陽書院在理學奠基時期有著重要的影響和地位，不是偶然的。
江為，陳貺的弟子，在白鹿洞讀書20餘年。
嵩陽書院與理學的發展有密切關係。程顥、程頤兄弟二人曾居住在開封、洛陽、鳴皋鎮，多次在嵩陽書院講學。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程頤在國子監任職，曾到嵩陽書院講學，他用理學的觀點講授、《孟子》、《大學》、《中庸》等書，並以四書作為門生的最基本的教材，他認為這四種書是探究孔子本意的最直接的資料。最後由朱熹編輯的《四書集注》，成為程朱理學的代表作。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程頤授通直郎分管崇福宮。崇福宮與嵩陽書院相鄰，程頤再次到嵩陽書院講授《周易傳》，聽者甚眾。二程兄弟是理學四大流派濂、洛、關、閩中洛學的代表，嵩陽書院也一直被視為洛學產生和傳播的基地。為紀念二程兄弟在書院講學，嵩陽書院特建二程祠。清人湯斌在《嵩陽書院記》中稱：“二程曾講學於此，後人因建祠焉。”
東佳書堂也稱陳氏書堂、義門書院，為江州陳氏家族所建。陳氏於唐僖宗時曾因數世義居得到旌表，南唐昇元間立為義門，宋初又受到褒賜。《陳氏家法三十三條》保留有關書堂、書屋的最早記載。家法規定：“立書堂一所於東佳莊。弟侄子孫有賦性聰明者令修學，稽有學成者應舉。除現置書籍外，須令添置。於書生中立一人掌書籍，出入須令照管，不得遺失。賓客寄止延待於彼，一一出東佳莊供應、周旋。”《湘山野錄》載：“吳故國五世同居者十家，尤著者江州陳氏，……建家塾，聚書，延四方學者，伏臘皆資焉。江南名士，皆肄業於其家。”表明家族設書堂，購置圖書，設專人管理，並且對四方學子，諸賓客提供住宿膳食，無論夏冬，都由書堂負責，江南名士，多有來學者。南唐徐鍇撰《陳氏書堂記》稱：陳氏“以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當禮樂以固之，詩書以文之。遂於居之左二十裏曰東佳，因勝據奇，是卜是築，為書樓，堂廡數十間，聚書數千卷，田二十頃，以為遊學之資，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學矣。”明代文德翼《求是堂集》載：江州陳氏經過世代積聚，至宋初，藏書、帖“號天下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