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億在《雷塘書院記》中稱潯陽陳氏東佳書堂、豫章胡氏華林書堂和南康洪氏雷塘書堂為鼎峙江南東西兩路的三大書院。
白鹿洞書院在江西星子縣北廬山五老峰下。唐末五代時為學者自建的讀書講學之地。
袁燮在《四明教授廳續壁記》中在列舉了真宗、仁宗之際的白鹿洞、嶽麓、嵩陽、茅山四書院之後稱：“其卓然為師表者，若南都之戚氏(同文)、泰山之孫氏(複)、海陵之胡氏(瑗)、徂徠之石氏(介)，集一時俊秀，相與講學，涵養作成之功亦既深矣。”
朱熹也寫過一篇《衡州石鼓書院記》，稱：“石鼓據烝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為一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為。”(《朱文公文集》)
嶽麓書院在湖南善化縣(今長沙市)西嶽麓山抱黃洞下。
胡瑗(公元993—1059年)字翼之，泰州海陵(江蘇如皋)人。因曾世居安定(陝西安定)，人稱安定先生。胡瑗幼年家境清貧，學習卻刻苦努力，“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複、石守道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書，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洞中，不複展，恐擾心也。”(《宋元學案·安定學案》)後從事私人講學，“以經術講授吳中”。先後受聘任蘇州州學、湖州州學教授，創“蘇湖教法”，首創分齋教學製度，倡通今博古、明體達用，以敦實學。胡瑗逝世後，在他“過化”之地，多有以安定命名的書院。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弟子孫覺於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在湖州創辦的安定書院。
嶽麓山也是唐代士人隱居讀書的地方。馬燧曾在嶽麓山左坪輿衍建道林精舍。精舍建書堂，因藏有沈傳師、裴休的筆劄和宋之問、杜甫的篇章，故稱“四絕堂”。因有藏書供人研讀，故後人有稱其為“道林書院”者。
鹹平元年(公元998年)李允則知潭州，次年又著手修複嶽麓書院，“敞門屋”，“揭書樓”，“辟水田”。鹹平四年(公元1001年)宋真宗賜國子監印本“九經”於嶽麓書院，並修孔子廟堂。選派行義著稱的周式任山長，生徒達60餘人。又尋到朱洞、孫逢吉的“故書”，改善和充實了藏書條件，嶽麓書院又得新生。據王禹偁〔cheng撐〕記稱：嶽麓書院修複後，“使裏人有必葺〔qi汽〕之誌，學者無將落之憂”，“誰謂瀟湘，茲為洙泗；誰謂荊蠻，茲為鄒魯”(《小畜集》)。說明嶽麓書院當時在弘揚和傳播儒家文化，改善社會道德風尚方麵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戚同文從師於名儒楊慤〔que卻〕。楊慤長期在將軍趙直家館任教。楊慤去世後，戚同文繼其事。趙直為感謝楊、戚師生，特加禮待，為築室聚徒，奠定了應天府(睢陽)書院的初步基礎。或者說，應天府(睢陽)書院是由私人家館發展而成的。
儒佛之間在唐末五代有鬥爭，也有融和之勢，佛僧中也有人關心和仰慕儒家文化。南宋淳祐末年曾任嶽麓書院副山長的歐陽守道，曾寫過一篇文章《贈了敬序》(《巽齋文集》，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述及其從古碑中發現二名僧人慕儒者之道，割地建屋，購書興學的記載。
近人陳登原先生在《國史舊聞》中稱石鼓書院“創始最早，聲名最廣”，顯然他是指石鼓書院及其前身李寬中秀才書院而言的。
宋初的書院一般說來規模都不大，組織機構也很簡單，尚無完善的製度和規程，活動內容也比較單一，穩定性也較差。但在教育發展史上卻表現了極強的生命力。
朱熹在《衡州石鼓書院記》中說得更為明確：“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群居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朱文公文集》，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朱熹是南宋人，他所說的“前代”包括了唐末五代和北宋初；“庠序之教”是指地方官學；“擇勝地，立精舍”正是創建書院講學。就是說，唐末五代至宋初，由於官學未興，讀書士子無處就學讀書，大批學者自創書院講學，滿足了讀書士子就學讀書的願望和要求，並且得到官府的褒獎和讚許。
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知州劉師道根據山長周式的請求，批準進一步擴充書院規模。
宋初，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周述奉命知江州。因見廬山國學各方來學者日多，奏請朝廷賜國子監印本“九經”，供士子肄習。皇帝下詔，同意周述的請求，驛送印本“九經”，賜給白鹿洞。此時，廬山國學改名為白鹿國庠，並派明起為洞主，學徒達數十百人。太平興國五年(公元980年)宋太宗委派明起為蔡州褒信縣主簿。明起離去後，“白鹿洞由是漸廢”。
宋初，開寶九年(公元976年)，彭城人劉嶅〔ao敖〕倡議在僧人原有書舍的基礎上創建書院，由潭州知州朱洞和潭州通判孫逢吉率地方公眾共成其事。建講堂五間，齋舍52間，並建祭祀先師先賢的祠宇，集聚一批圖書，廣招生徒，開展講學。形成了藏書、祭祀、講學功能齊全的書院教育組織。據陳傅良《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稱：自此數十載，“教化大洽，學者皆振振雅訓，行藝修好，庶幾乎古”(《止齋先生文集》，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劉元亨在白鹿洞讀書時，博學貫經史，百餘學生都像對老師那樣尊敬他。
孫複(公元992—1057年)字明複，晉州平陽(今山西臨汾)人。曾入範仲淹之門，任睢陽書院學職。後居泰山，與胡瑗、石介一起苦讀講學。石介並率弟子就學於孫複門下。孫複築室於泰山之陽，聚書講讀。孫複自稱：“予丁醜秋九月作堂於泰山之陽，明年春，堂既成，以是道處是堂，故命之曰信道堂。”不久信道堂並入岱廟，於是學舍北遷，重整院落，修葺房舍，擴建廳堂，規模空前。石介稱此堂為泰山書院，並撰《泰山書院記》稱：泰山先生“乃於泰山之陽起學舍齋堂，聚先聖之書滿屋，與群弟子而居之”(《宋元學案·泰山學案》附石介《泰山書院記》)。
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應天府改為南京，應天府書院也改稱南京學舍，或南京書院。
天聖五年(公元1027年)南京應天府留守晏殊聘範仲淹掌教書院。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朝廷為應天府書院置講授官一員。此職似為朝廷命官，應天府書院逐漸演變成官學。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南京留守夏竦〔song聳〕重修南京夫子廟，奏請改應天府書院為應天府學，撥官田40頃，以供束脩、膏火、修繕、祭祀之用。應天府書院正式變成了官學。
宋仁宗天聖三年(公元1025年)應天府知府、樞密直學士李及奏稱：“本府書院，甚有學徒，自建都以來，文物尤甚”，“欲望於發解進士名額之外，呈請增解額三人”。這是書院單獨申請參加科舉考試報名資格的最早紀錄。
此是前朝古書院，而今創作梵王塚。
北宋鹹平五年(公元1002年)曾經重加修繕，並塑孔子及十弟子像。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直史館孫冕因患病，請求退休辭官，歸白鹿洞養老，獲得朝廷恩準。但未至而身亡。直到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孫冕的兒子禮部郎中孫琛在白鹿洞建房十間，供子弟居住和讀書，並接待各地來學的士子，供給膳食，遂定名為白鹿洞書堂。當時曾知南康軍的郭祥正撰《白鹿洞書堂記》一篇，詳細記述了當時的情景，“祥符初，直史館孫冕以疾辭於朝，願得白鹿洞以歸老，詔從之。冕未返而卒。皇祐五年，其子禮部郎中琛即學之故址為屋，榜曰書堂，俾子弟居而學焉，四方之士來學者，亦給其食。”
歐陽守道認為二僧慕儒者之道，建屋購書，供士子居住研讀，奠定了嶽麓書院的初步基礎，二僧之功不應埋沒。後世儒者多囿於儒佛之爭的偏見，恥談書院前身為僧人所建，未免不符事實，有失公允。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