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者在對“正史”中的《地理誌》進行校勘、注釋的同時，也對24部“正史”中沒有《地理誌》的八部(即《史記》、《三國誌》、《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進行了研究，在彙集、分析古代相關資料的基礎上，對它們進行了《地理誌》的補著工作。其主要成績如下：
總之，由於清代學者的努力，基本上補齊了我國古代正史中的《地理誌》一章，使自漢至清一直貫穿下來，形成我國古代地理學中獨特的正史地理誌著作體係。
關於《水經注》的校勘注釋。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自問世以來，即被後人廣為刊印、傳抄、引用。到宋代時，版本間已有了較大差異。所以，金代即有人開始進行《水經注》的版本、文字整理校訂，但直到明代朱謀瑋的《水經注箋》，整理都不十分精慎。到了清代，對《水經注》的校勘研究一下子成了一門用功最多的學問，幾乎清代第一流的學者、地理學家，十有八九都校注過《水經注》。如清初有黃宗羲、顧炎武、閻若璩、顧祖禹、胡渭、黃儀、劉獻廷；清中葉有齊召南、全祖望、戴震、趙一清、孫星衍、段玉裁；清晚期有陳澧、王先謙、楊守敬、熊會貞、丁謙等。當時為《水經注》校勘、考訂、注釋、作圖的各種版本不下50種，而其中最著名的有全祖望、趙一清、戴震、王先謙、楊守敬的整理本，即：全祖望的《全氏七校水經注》、趙一清的《水經注釋》、戴震的《水經注》、王先謙的《合校水經注》、楊守敬、熊會貞的《水經注疏》。
清代對古代地理著作的校勘、整理、注釋，主要有以下幾方麵的成績：
第三，對一些沿革地理問題進行了探討。清代學者在對古代地理著作的校勘中，往往依據多種資料對一些政區沿革、河道變遷等問題，進行係統的探討。如胡渭關於黃河河道的曆史變遷考證；楊守敬《水經注疏》中的許多考釋工作等。
清以前的24部“正史”中，16部有《地理誌》，清代學者對這些“正史”《地理誌》進行校勘、注釋的人很多，著作也很多。主要有：錢坫〔diàn店〕撰、徐鬆集釋的《新斠〔jiào叫〕注漢書地理誌集釋》16卷；汪遠孫《漢書地理誌校本》二卷；陳澧《漢書地理誌水道圖說》七卷；洪頤煊《漢誌水道疏證》四卷；徐鬆《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吳卓信《漢書地理誌補注》103卷；畢沅《晉書地理誌新補正》五卷；楊守敬《隋書地理誌考證附補遺》九卷等。在清代校注“正史”《地理誌》的學者中，尤以清末丁謙(公元1843—1919年)的校注考證最為豐富和著名。丁謙刊行於世的“正史”地理考證著作就有17種35卷。上自《漢書》，下及《明史》的邊疆域外地理都有考證。如：《漢書·匈奴傳》地理考證二卷；《漢書·西域傳》地理考證一卷；《後漢書·東夷傳》地理考證一卷；《新、舊唐書·西域傳》地理考證一卷；《明史·外國傳、西域傳》地理考證二卷等。
第二，訂正訛誤，增補內容。如吳卓信的《漢書地理誌補注》，就對班固《漢書·地理誌》中許多錯訛之處，旁征博引予以糾正。楊守敬的《隋書地理誌考證附補遺》，為《隋書·地理誌》全文的六倍，不僅糾正了《隋書·地理誌》中的錯謬之處，更重要的是擴大、豐富了它的內容。
吳增僅撰、楊守敬補正的《三國郡縣表附考證》八卷；謝毓英的《三國疆域表》二卷等，可補《三國誌》無地理誌之缺；洪齮〔yi椅〕孫的《補梁疆域誌》四卷，可補《梁書》無地理誌之缺；臧勵龢《補陳疆域誌》四卷，可補《陳書》無地理誌之缺；汪士鐸《南北史補誌》14卷，可補《南史》、《北史》無地理誌之缺；練恕《五代地理考》一卷，可補《舊五代史》郡縣誌及《新五代史》職方考的簡略。《北齊書》、《周書》雖未有專門補誌，但實際上楊守敬的《隋書地理誌考證補遺》，對梁、陳、北齊、北周、隋的地理都有補注和考證。此外，洪亮吉的《十六國疆域誌》(16卷)，也對《北齊書》、《周書》地理誌的補著有一定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