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洪亮吉所撰《乾隆直隸邠州誌》，雖記載了今陝西彬縣、旬邑、淳化、永壽的州縣建置、沿革、山川、水利、公署、驛廟、古跡、大事、兵驛、人物、風俗等方麵的情況，取材也較為廣泛，但卻重視古代材料，輕視當代材料，盡管考據精詳，而對當時的一些政治經濟社會狀況記述極少或脫漏。他修誌所製定的類目，更是以前人的撰著為依據，如其“輿地記”，係仿周輿地圖記簿；“職官表”，係仿班固《百官公卿表》等；“會計簿”，係仿宋李常《元祐會計錄》等；“衙署誌”係仿宋無名氏《衙署誌》；“先賢傳”，係仿魏明帝《海內先賢傳》等；“列女傳”，係仿劉向；“金石錄”，係仿宋趙明誠《金石錄》等。
這一時期結合方誌的編修，許多學者進行方誌理論的探討，並逐漸建立起一套方誌學理論體係。當時著名學者如錢大昕(公元1728—1777年)、孫星衍(公元1753—1818年)、洪亮吉(公元1846—1808年)、戴震(公元1723—1777年)、章學誠(公元1738—1801年)等，都發表過有關方誌學的理論見解，參加過具體的方誌編纂實踐活動，使這一時期的方誌學不僅在編纂數量上，而且在理論上，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⑶強調資料的可靠性。
⑵由博返約，提倡簡明扼要；
稍晚於章學誠的鄒漢勳(公元1805—1853年)對方誌編修也進行了實踐和理論總結。他纂修過《貴陽府誌》、《安順府誌》、《大定府誌》等，在理論方麵，他認為：纂修地方誌應仿《禹貢》、《漢書·地理誌》例，以行省統府州，以府州統州縣，以州縣統鄉裏，以鄉裏統村；並應詳記四至八到、山川、津梁、關隘、水利、鎮市、寺觀；山川要詳其源流、脈絡、流域，關於藝文誌的編纂，他主張仿《漢書·藝文誌》法，詳載郡中著述，錄其序跋，略作提要。他對立傳的標準提出：賢達以仕跡為斷，文學以著述為斷，封贈以誥軸為斷，耆宿、行宿、孝友、忠義皆以事實為斷。
“史家法度”是指修誌人應具備的基本素質要求。即所謂“三長”：識足以斷凡例，明足以決去取，公足以絕請托。“三書”、“四體”是章學誠所設定的誌書門類。他說：“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仿經傳正史之體而作誌，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三書相輔而行，缺一不可，合而為一，尤不可也。”而“誌”為主體。按其記述內容又可分為“四體”，即：“皇恩慶典宜作紀，官師科甲宜作譜，典籍法製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傳”。即認為一部誌書的體例，應分誌、掌故、文征三部分，其中“誌”下，又分紀、譜、考、傳四門。誌下四門分別記述有關慶典、科甲、法製、人物事跡，掌故是有關一方典章製度的原始紀錄；文征則是地方文獻的彙輯。
一方之誌，苟簡不可，濫收亦不可。苟簡則輿圖疆域。容有不祥……濫收則或采傳聞，不搜載籍，借人才於異地。移景物於一方，以致以訛傳訛，誤中複誤……撰方誌之法貴因不貴創，信載籍而不信傳聞，博考旁稽，又歸一是(洪亮吉：《更生齋文續集》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