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訂正文字，理順版本。即通過文字、版本比較校勘，恢複了各種地理著作的原來麵貌，便於後人閱讀、使用。如全祖望、趙一清、戴震的工作，就在於校理清楚了《水經注》在傳抄流傳過程中，“經”文與“注”文之間、篇目之間的混亂現象，逐漸理出一個比較正確的《水經注》版本。
我國古代地理著作很多，成書時間也較早，在長時間的流傳中，主要靠相互傳抄、翻刻，所以，到清代，各種古代地理著作的版本就比較多，相互之間都有缺漏、差異，甚至造成意思上的矛盾。加之我國上古、中古語言文字變化較大，使後人對前人著作的理解因時代而不同。這些都為後人的閱讀造成極大困難。因此，由乾隆時代興盛的“考據”學派，其最主要的工作，首先便是對古代著作進行文字、版本上的整理、校勘和意義(內容)上的注釋。在地理學方麵，用功最大，成績最著者，主要是對《禹貢》、、《水經注》以及曆代“正史”《地理誌》的校勘、注釋。
關於的校勘，主要有畢沅的《山海經新校正》18卷；郝懿行的《山海經箋疏》18卷。畢沅主要對的篇目、文字、山川等進行了考證。尤其是在山川方麵，加強了地理內容的考釋。郝懿行較畢沅晚，他的著作除文字等校釋外，對山川、方位等論證，多與畢沅相同。
除以上幾種地理著作的校勘整理外，清人還對《穆天子傳》、晉代法顯《佛國記》、唐代杜環《經行記》、元代耶律楚材《西遊錄》等著作中的地理問題，也都進行了校勘、注釋、整理。
關於《禹貢》的校勘，主要有胡渭、徐文靖、朱鶴令、丁晏等。胡渭(公元1633—1714年)搜集曆代方誌輿地著作史料，對《禹貢》的內容進行詳細的考釋注解，還對所謂“禹河”(傳說大禹治水之後的黃河下遊河道)在曆史上的遷徙，以及漢、唐、宋、元、明代黃河河道，進行了精密的考證。著有《禹貢錐指》20卷，地圖47幅。晚於胡渭的徐文靖在胡渭研究的基礎上，又旁征博引，參校其他版本著作，寫成《禹貢會箋》12卷，總彙各種校注成果。胡渭、徐文靖的著作在校勘《禹貢》中，最為重要，考釋詳細繁多。此外，在他們之前的朱鶴令曾寫過《禹貢長箋》一書，校注《禹貢》；晚於胡渭、徐文靖的則有丁晏、程瑤田等關於《禹貢》的研究。丁晏著有《禹貢錐指正誤》，以指明胡渭校注中的一些錯誤；程瑤田著《禹貢三江考》，主要考釋長江。
明末清初，以顧炎武、顧祖禹等為代表，提倡“經世致用”的學術新風，極力主張做學問要為社會服務，要探求科學規律。但是，從不久的雍正時代開始，清政府為了加強封建專製統治，嚴禁人們評議時政，製造了幾起駭人的“文字獄”，迫使學者走向脫離現實、埋頭書案的古籍整理工作，終於形成以文獻校文獻的整理、校注古代典籍的乾嘉“考據”學風，並一直影響到清末的許多治學工作。這時的地理學研究也不例外，亦出現了校勘、注釋、整理、補作古代地理著作的高潮，以致成為清代地理學的主要成就和發展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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