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性不僅廣覽大好河山，而且寫下了許多精彩的遊記與紀遊詩，結集為《五嶽遊草》10卷、《廣遊誌》二卷。晚年又對他遊曆考察的事物進行概括和理論總結，寫出了《廣誌繹》等著作。在這些著作中包含了他豐富的地理學思想。主要有：
同時，王士性還注意到文化中心與地理環境變化的辯證關係。他在《廣遊誌》中說：“自昔以雍、冀、河、洛為中國，楚、吳、越為夷，今聲名文物反以東南為盛，大河南北不無少讓何？客有雲，此天運循環，地脈移動，彼此乘除之理。餘謂是則然唉。”他在分析了中國文化中心變化過程後，又說：“今日東南之獨盛也，然東南他日盛而久，其麼勢有不轉而雲貴、百粵？”王士性為明代人，他不但注意到此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重心從北而南的轉移，而且還推測有繼續轉移到嶺南和西南的可能。這是相當高明的見識。
在對浙江地區進行區域調查與研究以後，王士性指出：“杭、嘉、湖平原水鄉，是為澤國之民；金、衢、嚴、處丘陵險阻，是為山穀之民；寧、紹、台、溫連山大海，是為海濱之民。三民各自為俗，澤國之民，舟楫為居，閭閻易於富貴，俗尚奢侈，縉紳氣勢大而眾庶小；山穀之民，石氣所種，猛烈鷙〔zhi至〕愎，輕犯刑法，喜習儉素，然豪民頗負氣，聚黨與而傲縉紳；海濱之民，餐風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為生不甚窮，以不通商販不甚富，閭閻與縉紳相安，官民得貴賤之中，俗尚奢儉之半。”(《廣誌繹》卷四)在這裏，王士性認為，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環境(澤國、山穀、海濱)中的人們，有著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價值觀念，以及不同的庶民與縉紳關係。由此可以看出，在王士性的人地關係思想中，實際已蘊含了地理環境對文化影響的兩種機製。即：一種是地理一經濟一文化的間接影響機製；一種是地理一文化的直接影響機製。王士性在大約400年前就注意到這一點，是難能可貴的。此外，王士性還從理論上總結出人類對自然環境的態度，他說：“天下事不可懦而無為，尤不可好於有為。”是說人們對自然環境的改造利用既不可無所作為，又不可盲目而為，而應遵循自然法則。這一思想已十分接近20世紀人地關係論中的適應論和生態論。
在分析了湖廣省因地廣人雜等引起的種種不便以後，王士性接著提出了解決的辦法，他認為應將辰州、沅州、靖州分屬貴州，永州、寶慶、彬州分屬粵西。到清代便將湖廣分為湖南、湖北兩省了，至今變化不大。
王士性(公元1547—1598年)，字恒叔，號太初，又號元白道人，浙江臨海人。自幼家境貧寒卻學習刻苦，萬曆五年(公元1577年)登進士第，曾任禮科給事中、吏科右給事中、四川參議、太仆寺少卿、鴻臚寺卿等職。王士性非常喜愛遊曆，他利用在各地做官的機會，遊曆過全國許多地方。如浙江的金華、杭州、天目、雁蕩、四明、普陀、會稽；河南的確山、嵩山、開封、南陽；陝西的華山、寶雞；四川的廣元、成都、重慶；湖北的太和山(今武當山)、秭歸、夷陵；湖南的衡山；江西的廬山；江蘇的南京、蘇州；安徽的休寧、九江；北京的西山；山東的曲阜、泰山；廣西的桂林；廣東的肇慶七星岩；雲南的昆明、大理、賓川；山西的恒山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跡。據考證，王士性曾到達過現在浙江、河南、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北京、陝西、四川、廣東、廣西、山東、山西、河北、雲南、貴州等17個省、市、自治區，即除了福建外，明代的二都十二布政使司(即行省)他都到達過。
人地關係是指人們關於人類及其活動與地理環境關係的認識，是人類認識和改造利用地理的基本思想，很早就被人們所注意。在我國，早在先秦著作《禮記·王製篇》中，就提出了“廣穀大川異製，民生其間異俗”的帶有地理環境決定論的思想。而在《孟子·公孫醜下》中，則表現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人定勝天的思想。唐代劉禹錫還提出了“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的人地相關思想。到明代晚期，王士性對人地關係的理論又有了新的發展，他更深刻地闡述了人地關係的理論。
中國古代很早就將蜿蜒的山脈形容為想象中的龍體，所以，自《禹貢》關於中國山係的“四列”觀點後，便有了許多不同的山係“龍脈”思想。如唐代開元年問僧一行提出的山河兩戒說(即兩大山係)、唐末五代楊益《撼龍經》中的山係四派說、宋代朱熹的三大龍說等。到了明代末年，王士性經廣泛的遊曆和博覽群書，在批判和繼承中國古代的山脈體係觀念的基礎上，提出了更為詳細合理的中國山係三大龍說，使中國古代山係學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據《廣遊誌》卷上載，王士性的中國“三大龍”觀念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