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經濟體製
戰略性貿易政策誕生在西方發達國家，在西方學者的眼裏，經濟體製並不是問題，完善的市場體係和以市場形成價格的機製為政府政策的製定提供著客觀而真實的依據，是該戰略性政策得以有效發揮作用的基礎和前提。但當發展中國家探討這一戰略在本國的適用性時，尤其是對於中國這樣處於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型國家，經濟體製問題便必須加以考慮――因為戰略性貿易政策提出的背景是成熟而完善的市場經濟體製的支撐。
除了上述兩類關鍵的條件，戰略性貿易政策持續的時間以及政府行使職能和權利的質量都是對影響戰略性貿易政策實施的效果。因此，戰略性貿易政策可以從對行業的保護擴展到不同國家之間的競爭。
在時間選擇上，根據幼稚產業保護論，發展中國家對具有潛在優勢的產業實施的保護應該是暫時的，當受保護的產業因政府的嗬護和支持而逐漸由幼稚走向成熟時，保護就應取消。戰略性貿易政策同樣是暫時而非持久的保護措施，保護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促進優勢產業迅速鞏固和穩定優勢的措施，因此，當某一產業隨著生產規模的繼續擴大而由規模報酬遞減轉為規模報酬遞增之時，就是戰略性貿易政策取消和退出之日。但通常的情況是，當某一產業已經習慣了被保護，適應了政府人為限製的競爭環境時，它們所追求的似乎並不是如何改進技術，如何提高勞動生產率，而是在現有的生產能力和技術條件下停步不前，保護的結果實際上是鼓勵了落後，滋生了惰性，被保護的產業並不是在政策支持下迅速成長起來，而是越來越惰於進取，越來越喪失競爭力，保護政策一旦給予就根本無法取消。韓國在這一點上有著深刻的教訓，在韓國政府的保護和支持下走向擴張的鋼鐵和汽車產業，最終因投資資金企圖享受政府在該類領域繼續的特殊政策而過度投資導致了不思技術進步，而使其重新陷入了虧損和規模收益遞減。
在政府能力上，或者說政府質量，其淵源是最早由H？J？摩根索提出的國家權利理論。高質量或高效率的政府至少應具備獨立的決策能力、有力的幹預能力和完備的信息能力，政府的職能和作用是當市場出現失靈或失效時發揮作用，但不可忽視和不可避免的是，既然市場都會失靈或失效，那麼如何就能夠保證在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尚有自己特定利益追求的政府不會出現失靈或失效呢？首先，在政府決策方麵，勢必會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不對稱，使得政府對本國廠商包括生產成本、營銷成本和投資活動等在內的經營狀況缺乏足夠的信息……對欲實施幹預的產業以及該產業內的廠商的競爭狀況和市場結構缺乏充分的信息，這樣，決策依據的不完全和不準確必然會導致決策內容和結果的不準確。其次，在政府幹預能力方麵，雖然從本質上講政府應該是與社會中其他個體完全相同的“理性人”或“經濟人”，但畢竟……政府這個無形的機構和組織是由各類有形的自然人構成的，在政府政策的製定和推行過程中，尋租行為往往不可避免，從而會影響政府幹預的力度和質量。這也是產業政策推行的兩大傳統難題。
3.戰略性貿易政策在中國的適用性
從總體上講，發展中國家似連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最起碼的前提條件都不具備：首先，戰略性貿易政策所要求的不完全競爭是市場激烈競爭的產物，而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特征不是競爭過度而是競爭不足，成熟的市場經濟體製在發展中國家尚未普遍建立；其次，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所擁有的規模經濟效應尚不明顯，人均收入水平低和國內市場規模狹小限製了廠商生產規模的擴大。中國自然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尤其是市場經濟體製的問題，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戰略性貿易政策就隻是發達國家的獨霸工具。
（1）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在本質上具有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可能性
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屬於比較特殊的經濟狀況。既是在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同時也在從計劃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體製轉變。在過去的計劃經濟體製下，社會資源的配置完全是由國家計劃決定的，市場幾乎不發揮任何作用。改革給中國經濟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和動力，市場的職能得到了越來越充分而有效地調動和發揮。政府適應市場化的能力在逐步提高，其行為方式與計劃體製下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政府逐漸從經濟舞台的主體退出而成為服務者和協調者，在經濟決策上的獨立性越來越強。
體製改革以來，我國的所有製結構和利益主體出現了多元化，國有企業也進入市場，小企業大量湧現，行業集中度普遍下降，一些行業出現了分散化和過度競爭，但同時，市場的作用也在增強，市場競爭的力量正在促使市場份額向優勢企業集中，市場集中度不斷提高。
同時，包括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在內的市場體係已經初步建立並日益發展起來，越來越多的資源流動進入市場網絡，以市場形成價格的機製基本建立，價格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反映市場供求的變化並發揮著對資源配置的導向作用。
然而不可忽視的是，在中國經濟體製的轉型期，在市場主體行為、市場體係發育以及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等方麵還存在著諸多不足，市場經濟體製尚不完善。但這從根本上並不影響戰略性貿易政策在中國應用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