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美國對農產品的保護十分全麵且力度較大，在2002年5月布什通過的新農業法中，決定在未來的10年中給農業撥款1910億美元。而我國真正開始對農業實行補貼是在1996年秋推行的糧食最低限價，至今隻有短短約7年左右的時間，不但積累的經驗不足，而且財政能力也嚴重不足。按照對WTO的承諾和要求，雖然按8.5%的比例實施補貼僅有480億美元（按現行彙率約和57億美元），與美國的238億美元相比要小得多，但由於中國財政能力的限製，這57億美元的農業補貼也仍然存在一定的補貼空間。
（2）積極采取反傾銷和反補貼等保障措施
與我國遭受國外反傾銷指控的案件數量相比，我國對國外提起的反傾銷調查隻是其4%。根據《反傾銷措施協議》，如果申請受到內部生產商的支持且其集體產量超過了全部產量的一半以上，那麼政府主管機構就可以立案，如果支持立案的生產商的產量不到相同產品全部產量的1/4，就不能夠發起調查。發達國家在這方麵十分積極，而我國卻由於對WTO規則不熟悉，相關的法律、經貿等專業人才匱乏以及經驗欠缺和信心不足，因而既缺乏應訴的積極性和膽量，也缺乏提起訴訟的能力和勇氣。入世後，隨著我國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國際分工與交換的全球體係之中，貿易摩擦的爆發將越來越頻繁，如果繼續采取以前消極應對的被動態度，將必然導致中國貿易利益的喪失和國際地位的下降。
（3）完善技術標準和技術法規應對技術性壁壘
由於技術不達標而使出口受阻已經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在對外貿易中麵臨的主要問題，雖然這是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隱蔽形式，但從發展的眼光看，這卻能夠迫使發展中國家產品質量的提高和技術水平的改進，促使我國在產品技術法規、標準和評定程序上與國際接軌。這一問題在第二節中還有更加詳盡地論述。
（4）服務貿易的進一步發展
服務業屬於產業分工的下遊部門，也是利潤水平較高的生產環節，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在發達國家，服務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高達60%～70%，它不僅能夠解決大量就業，而且具有高附加值，其中的金融、電信、交通運輸等部門已經成為國民經濟中最具活力和發展潛力的行業。為了適應WTO的要求，作為《服務貿易總協定》的簽字國，我國將逐步實現貿易與投資的自由化，銀行、保險、法律、會計、醫藥、旅遊、運輸以及陸上石油服務等行業都將陸續開放，這要求我國一方麵要盡快完善服務貿易的相關立法，另外一方麵要迅速實現相關企業競爭力的提高以應對來自全球的競爭。
6.以競爭優勢為基礎的出口導向型貿易模式形成
綜上分析，中國對外貿易在規模迅速擴大的同時也發生著結構的轉變，雖然中國貿易順差的維持來自於比較優勢產品出口的持續增加，但對外貿易格局呈現由傳統比較優勢領域向新型領域動態發展的趨勢。總體而言，中國對外貿易對促進外國直接投資、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是有限的或者說是波動的，主要表現在：
（1）中國對外貿易仍然延續著比較優勢原則，向符合比較優勢的方向發展。因此，資源配置效率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2）也正是因為以比較優勢為根基展開對外貿易，以勞動密集型為特征的主要出口領域的勞動生產率比較低，而主要進口行業的勞動密集程度相對較低，勞動生產率則相對較高。換言之……中國對外貿易中的生產效率不高。
（3）在參與全球競爭中，中國絕非新貿易理論所說的“第一進入者”，在全球化的國際分工體係和經濟體係中已經喪失了“最先進入者優勢”。但作為後發國家，中國仍然麵臨著諸多的機遇和有利條件，如可以利用學習曲線實現技術進步，可以通過效仿和改革完成製度創新等。在中國走向世界的初始階段，利用和發展比較優勢是必要的和正確的，但當10%以上的經濟增長率已經得以長期維持並推動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比較優勢的局限性和靜止化弱點就會越來越突出，對經濟發展的製約也就相應產生。要繼續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實現中國對外貿易的跨越式發展，就必須擺脫對要素投入的依賴，在比較優勢動態發展的基礎上，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有利機會，著重在製度上和技術上迅速形成競爭優勢，並形成以競爭優勢為基礎的效益增長型出口導向貿易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