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從貿易大國到貿易強國
以超常的增速突破萬億美元的年對外貿易額而躋身於世界第三大貿易國的中國，走的是數量擴張之路。客觀地評價中國對外貿易所取得的成就，一是得益於25年來堅持不懈的對外開放政策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外貿體製改革的長效機製；二是有賴於全球經濟與貿易的強勁增長。
而這種數量上的快速擴張正在慢慢侵吞著中國有限的資源，我國對外貿易增長的脆弱性正在與加工貿易的過高比例和對外商投資企業以及歐、美、日三大出口市場的過度依賴而逐漸顯露出來。要從貿易大國發展為貿易強國，增長方式的轉變將是中國對外貿易必然的路徑選擇……
（1）貿易條件問題
首先從國內層麵看，在中國的對外貿易發展中，影響貿易條件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麵：一是進出口商品結構。貿易條件本身就是出口商品價格（加權）與進口商品價格（加權）的比值，因此商品的進出口結構直接決定貿易條件――即使商品價格不變，商品構成的變化也會改變貿易條件。二是進出口商品需求狀況。該因素進而受國家經濟增長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進口商品需求的主要因素是進口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而出口商品需求的主要決定因素是國外的經濟發展水平。而GDP對貿易條件的影響因國家的不同有所不同：GDP增長對貿易小國基本無影響；對貿易大國的影響除超逆貿易增長時會有改善外，其餘情況下基本會使貿易條件惡化。
另外一個因素是彙率。從直觀上看，彙率因為影響商品的相對價格而會影響貿易條件，但彙率的回歸性決定了彙率不可能長期偏離其均衡位置，因此彙率對貿易條件的影響呈現近似中性。尤其對於中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彙率製”實際上還是“盯住美元的固定彙率製”，彙率的變化對貿易條件的影響就更不明顯。
鑒於以上分析，中國貿易條件決定模型可以表述為：
N=π1+π2（GDP）+π3（STR）
N為貿易條件指數，變量π2和π3分別為實際GDP指數和產業結構指數，STR代表產業結構。
N=-0.01017282-0.006137GDP+1.142956STR由此表明，在這個三變量模型中，產業結構對貿易條件的作用效應是正的，產業結構指數的提升能夠改善貿易條件，產業結構指數每提高一個百分點，貿易條件將改善1.143個百分點……經過檢驗，這一影響在0.0001的顯著水平下仍然是顯著的。而GDP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是反向的，GDP每增加一個單位，貿易條件會出現0.0061個單位的惡化，但未通過0.1顯著水平的檢驗。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對貿易條件的理論影響因素眾多，但該模型的R^2接近0.9說明該模型已經解釋了其中的大部分。
其次在開放條件下的國際層麵，國際資本流動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決定於一國的資本技術構成……表現為技術水平越高、資本替代勞動傾向越強的國家，資本技術構成越高。資本技術構成高的國家多為資本輸出國，資本技術構成低的國家則多為資本輸入國。
①貿易條件改善發生在資本技術構成高的國家的親貿易型資本流出和資本技術構成低的國家的親貿易型資本流入。親貿易型資本流出即替代進口型資本流出，它會在抑製進口產品生產部門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同時相對地增加出口競爭產品生產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從而使用出口競爭品單位數表示的進口產品的價格相對上升。如果國際交換價值保持不變，資本流出國的貿易條件便得到改善。親貿易型資本流入即替代出口型資本流入，它會提高出口競爭產品生產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改變相對價值從而改善貿易條件。
②貿易條件惡化發生在資本技術構成高的國家的逆貿易型資本流出和資本技術構成低的國家的逆貿易型資本流入。逆貿易型資本流出即替代出口型資本流出，這種資本流出發生在資本輸出國的優勢部門，而逆貿易型資本流入即替代進口型資本流入，它發生在資本輸入國的進口品生產部門，有助於資本技術構成低的國際進口替代品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2）外貿依存度問題
以進出口貿易總值占GDP的比重來表示的外貿依存度是普遍被用來衡量一國經濟開放程度的指標。中國的外貿依存度普遍被認為是高的且在繼續上升，2004年已經達到75%，大大高於美國18%和日本19%的水平。而事實上，外貿依存度也同樣用“名義”和“實際”之分。實際依存度應該是將結構性因素和彙率因素考慮在內經過修正的數據，與“實際出口”和“名義出口”有關，它是由對原產地規則的不同理解而決定的。中國與其主要貿易夥伴之間越來越頻繁的貿易爭端、貿易糾紛甚至貿易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進出口商品“國籍”的不同解釋造成的。
首先要澄清出口商品國籍。美國關於本國產品的界定十分嚴格，即在本國增值50%以上的產品屬於美國本國產品，而進口零部件加工貿易不在此列。也就是說，不是看產品的最後組裝加工環節是在哪裏完成的，而是要根據產品的增值程度來確定產品國籍，增值幅度最大的生產地，才是產品真正的出口地。如果按照這個標準，加工貿易占到55.3%比例之高的中國對外貿易中，中國產品的出口至少要收縮35%――因為就加工貿易而言，每1美元出口產品中真正在中國國內增值的平均隻有大約3美分。
其次才涉及到外貿依存度的合理修正。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認為中國外貿依存度僅為20%，實際上就是一個修正值。實際依存度要從名義依存度中剔除兩個重要因素：一是要消除各國GDP的結構差異。外貿依存度的度量是用GDP去除貨物貿易值。而這兩個值因為口徑不同實際不具有可比性――GDP中包含服務貿易因素，而這一部分與作為分子的貨物貿易是完全不相交的。世界銀行的做法是用貨物進出口額與“商品GDP”的比值來確定不同國家的外貿依存度，以增加國際比較的公正性和可信度。二是彙率因素，也就是購買力平價問題。這與GDP的國際比較的思路和方法基本相同。這樣得到的結果是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遠低於美國、日本和德國。
（3）擴大出口與依靠內需問題
發展中國家普遍都具有人口多、國內市場廣闊的特點，中國也不例外。內需對中國經濟的推動和促進作用是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的――這不僅因為對外需的過度依賴會削弱經濟發展的自主性，而且是奠定國際化發展的基礎。從中國的實際外貿依存度看，正是旺盛的內需創造了繁榮的外需，並進而因外需而為內需提供了更廣闊的購買力。擴大內需不是放棄國際化，忽略國際市場，而二者恰恰是互補的：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大量出口來換取資源、技術和技能密集型商品的進口，在為國內產業升級提供了必要外彙，為短缺資源和能源進口提供了支付能力的同時，也創造了大量的就業，維持了購買力的增長。
即使是日本這樣一個素來以“貿易立國、出口第一”為口號的國家，都已經意識到嚴重依賴外需的外需拉動型經濟增長的弊端和危機，正在向內需型經濟轉變。而日本具有很好的經濟推動機製――1：10的技術引進費用和消化創新費用在日本形成了引進――提高、再引進――再提高的良性發展。中國的這一比例恰恰相反：10：1.高端依賴進口和外商，國內處於低端的狀態如果再繼續下去，可持續發展將無從談起。
（4）機製建立與合理問題
數量擴張型發展模式的弊端和國際競爭形勢的變化要求中國的對外貿易必須向效應增長型轉變，其前提是出口結構的優化升級。這要求以外貿製度和政策為主要內容的合理的機製引導……外貿政策的製定必須隨著發展目標和貿易地位的變化而調整。雖然成為貿易大國一直是我國對外貿易的奮鬥目標，但如今真的躋身世界貿易大國之列之後，伴隨貿易大國地位同時存在的是我們不得不正視的低附加值出口比例過高、加工貿易價值鏈過短、自有品牌產品比重過低、勞動生產率過低和貿易環境日益惡化、貿易摩擦日益頻繁。這些是成為貿易強國的必備條件。中國對外貿易今後的發展目標是成為貿易強國，貿易政策和貿易製度就應該相應轉變到鼓勵高新技術產品發展、增強外貿企業的應變、競爭和抗風險能力為重點，投融資政策、產業政策、科技政策和外資政策等都必須協調統一。
（5）掌控資源問題
毫無疑問，全球化時代的跨國公司是全球資源的掌控者，具有資源全球配置和全球資源配置的絕對主導權，擁有大批實力強大的跨國公司，是成為貿易強國的關鍵。我國的“走出去”戰略實際上就是旨在培育一批能夠在國際市場上哧詫的國際化企業。
4.中國對外開放政策評析
中國對外貿易結構的變化與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變遷息息相關。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由於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重大調整，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交流成了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式和內容。這一戰略調整首先反映在對外貿易上，從外貿機構的設置、外貿法律法規的製定、外彙管理製度和關稅製度的完善、外貿企業的培育以及進出口通關、進出口商品檢查檢疫程序和標準的製定等諸多方麵，都形成了有利於對外貿易發展的良好環境。積極的外貿政策不僅促進了對外貿易規模的迅速擴大，外貿總額從改革開放之初1978年的206.4億美元，到2001年突破了5000億美元大關，達到5097.7億美元，2002年更是上升到6207.6億美元，而且實現了對外貿易結構從以資源及初級加工產品出口為主到以製成品和成套設備出口為主的轉變。
這是國家在對外貿易方麵采取“出口導向型戰略”的直接結果。其次反映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上，根據依靠外資發展本國經濟的思路，中國在關稅、所得稅等稅收製度方麵對外資實施優惠政策，再加上中國國內豐富而低廉的勞動力資源，大批外資進入中國，外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可以這樣講，中國經濟迄今為止的高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擴大出口和積極的引進外資，但是，隨著出口規模的日益擴大和外資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不斷提高，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一些弊端也逐漸顯露。
（1）對外開放政策本身的局限性
我國對外開放政策對於促進國家的對外開放水平，促進經濟發展，參與國際分工與交換以及提高國際化水平等都起到了極其可觀的作用，但政策本身的一些局限性也逐漸顯露出來。
①對外開放政策目標的局限性。綜觀中國對外開放的發展曆程，我國對外開放水平和規模的變化決定於對外開放政策的變化，而對外開放政策變化的基礎是國家外彙儲備水平，當國家外彙儲備下降，儲備不足時，國家采取鼓勵出口的政策努力增加外彙儲備，而當外彙儲備水平提高，儲備充足時，對外貿企業的優惠政策便隨之取消。這暴露出我國對外開放政策帶有濃重重商主義色彩的特征，以英國為中心的西歐國家在16～18世紀所推行的這一以出口聚斂財富和增強國家實力的觀念和做法如今卻被我國所沿用。由於外貿政策以外彙儲備為目標，致使我國的外彙儲備迅速上升，2002年底，我國的外彙儲備額為2864億美元，僅次於日本而成為世界外彙儲備第二大國，而到2003年上半年，我國外彙儲備進一步上升到3645億美元，短短半年的時間就增加了600多億美元。這樣高額的外彙儲備足夠支付中國一年的進口，已經超過了儲備的必要水平，從而會引發各種各樣的弊端。首先，外彙儲備的增加會引起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導致不動產市場上出現泡沫，動搖了經濟增長的根基。其次，在中國現行的貿易體製下，高額的外彙儲備與對外貿易順差和外商直接投資直接相關，而持續的貿易順差與貿易順差的持續擴大會引起與主要貿易夥伴國家的貿易摩擦，使對外貿易出現障礙。再次……外彙儲備增加含有人民幣彙率升值的壓力因素。在2003年上半年增加的600多億美元的外彙儲備中，對外貿易順差和外商直接投資的總額僅為348億美元，其中外貿順差44.9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303億美元，即使扣除中央銀行的外彙收益，還有多餘的將近300億美元外彙……對這些外彙惟一合理的解釋就是流入中國的投機資金，這些資金具有對人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會成為導致人民幣升值的一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