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景陵縣（今天門市）在這次地震時距震中較遠，《（康熙）景陵縣誌》卷二所記該縣震感的情景是：
地震有聲，自東北起西南去，房屋動搖，人民驚駭。
即使在相距幾百年後的今天，仍然可以根據這些記錄全麵考察這次地震，判斷它的震中、震級、力度、範圍等。
這1180次大地震的記錄，為我國劃分震區、規劃國民經濟建設布局及開展地震預報工作等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地方誌中其他有關地質和地理的記載，同樣是科學工作者重要的資料之源。曆史地理學家侯仁之曾大量利用方誌資料研究古城的興衰演變，總結出今內蒙古毛烏素沙漠由古代的農牧並茂變成沙漠的曆史進程，對於了解沙漠地貌發育的規律，對於如何防風治沙，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作出了貢獻。曆史地理學家陳橋驛曾從方誌中發掘素材，研究古代紹興地區湖泊的興廢、天然森林的破壞，及其對於農業的影響。1985年6月12日，長江三峽的新灘發生大滑坡。由於科技人員查閱過多種舊誌的記載，經過科學的分析、研究，基本上掌握了這個地區滑坡的規律和範圍，對於這次滑坡的時間、地點作出了準確的預報，所以沒有造成重大的損失。
我國自古以農立國，所以地方誌中有許多關於氣象和自然災害的記錄。著名的氣象、地理學家竺可楨，曾根據方誌記載的植物分布及花開花落時間的變化，研究中國曆代氣候變化的規律。他的名作《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將5000年的氣候變化分為四個時期，其中之一就稱為“方誌時期”（1400～1900），即利用數量眾多的明、清方誌，探討明、清兩代500年中長江、黃河流域氣候變動的情形。此後，中央氣象局也曾據方誌資料編成《近五千年來中國氣候的變遷》、《五百年來我國旱、水災資料》。山東、安徽等省都曾從誌書中輯錄彙編本省水、旱、風暴霜雪、蝗蟲等自然災害的記錄。這些記錄不僅是氣象、水文等學科的珍貴研究資料，而且對我國防災、減災工作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四川省內江市1981年遇到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災，洪災過後，他們研究了市誌委員會提供的曆史上的洪災記錄，就決定調整市政建設的布局，改變了沿江建設的方案。
地理學家陳正祥在他的《中國方誌的地理學價值》一文中說：“在過去數年間，國際學術界有好幾個專門委員會，像農業氣象委員會、糧食和農業組織以及土地利用委員會等，要求我提供中國蝗蟲災害分布的地圖。但實際上，已往的中國並沒有這種現成的地圖。”怎麼辦呢？他就用八個月的工夫翻查了3000多種地方誌，統計誌書所載祭祀蝗蟲的八蠟廟和祭祀驅蝗神的劉猛將軍廟（有這些廟宇的地方當然是蝗災嚴重的地方），將它們一一標在地圖上，作成《中國蝗神廟之分布圖》。再結合誌書上關於蝗災的記載，來研究中國蝗災的分布範圍，並對這種分布狀況作出科學的解說。他還用同樣的方法，通過誌書記載的雹神廟，研究我國雹災的分布區域及分布規律。
地方誌中關於生產技術和科學發明的記載比較零星分散，卻往往是其他史籍中所沒有的。記載最豐富的是農業和水利。幾乎所有的誌書都將水利列為重要內容，詳細記述本地江河湖泊的利弊、井渠陂塘堰閘的分布和曆代的治水措施。許多地方誌詳細記述了當地農作物的品種、耕作製度、耕作技術，有的附有農具及其使用方法的圖解。《（民國）靈石縣誌》搜集了140條農諺，分成“耕地及施肥法”、“中耕及間苗法”、“占氣候法”、“灌溉及除蟲法”等10類，都是當地鄉民生產經驗的總結。美國農林科學家施永格在20世紀20年代曾利用福建、廣東一帶地方誌的記載研究柑桔的生長規律，取得顯著成果。他發現方誌中關於土壤和植物的記載對他的研究課題極為有用，就力倡美國國會圖書館搜集中國地方誌，並在10多年中，自己也直接、間接地幫助訪購，由此奠定了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中國地方誌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