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誌中還保留了許多民間創造發明的史料。如四川地方誌記載，明朝萬曆年間，合江人曹震在陝北創製“代漕陸舟”，行駛在榆林沙漠地帶，效率遠遠高過畜力。蘇州的地方誌記載，明末蘇州人孫雲球善於製造光學儀器，用他做的“千裏鏡”在蘇州城郊的虎丘遠望蘇州城，樓台塔院好像就在麵前，遠處山峰的景色也都曆曆可見。據《（乾隆）豐潤縣誌》記載，現在人們常用的折扇，原來出自高麗國，但是經過了河北豐潤人的改進，才得以在中國普及。當時高麗貢使每年冬來春回，都要經過豐潤，隨從人員往往帶些扇子來賣，但是由於做得粗劣，一般人不喜歡。後來豐潤人仿照它的樣式，用斑竹、雲竹、棕竹做骨，請名家畫上山水花鳥，於是“豐扇”風行一時。這一類記載，都足以補其他史籍之不足。
難怪英國科技史家李約瑟在他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特別介紹了中國的地方誌，並且引用另一位英國漢學家偉烈亞力的話說：“在中國出現的一係列地方誌，無論從它們的廣度來看，還是從它們的有係統的全麵性方麵來看，都是任何國家的同類文獻所不能比擬的。”
三、社會曆史的工筆畫卷
地方誌中最為豐富多彩的，是關於社會曆史的記述。
曆史上的重大事件，幾乎在地方誌中都有反映，例如太平天國起義，凡太平軍所到之處，都有記錄。羅爾綱主編的《太平天國史料彙編》，一共引用了1600多種各類資料，其中地方誌占730種。廣東、江西、湖南等省都出版過太平軍在本省活動的史料集，都是以地方誌為主要資料來源。至於一些地區性的規模較小的事件，更是主要依靠方誌記載。如上海小刀會起義時期，周之春等在青浦縣起事響應，首紮紅巾為號，占領了嘉定、川沙、寶山等縣，當地百姓踴躍參加，或者支援燈燭、幹糧。這段曆史，就保存在這幾個縣的縣誌裏。
地方誌是近百年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曆史見證。例如，不少清末的誌書記載了鴉片戰爭前後的情形。上海寶山縣由於地處海口，深受鴉片之害。《（光緒）寶山縣誌》記載，當時寶山縣所屬的市鎮一般都有10多家煙館，多的達100多家，藏汙納垢，成為社會上的大害，“鴉片流毒，為禍烈矣。”《（光緒）鄞縣誌》（浙江寧波）記1841年英軍入侵時，寧波依賴鎮海作屏障，毫無抵抗的準備。鎮海失陷的消息傳來，寧波城裏的文武官員從西、南兩個城門一下子全都逃光。英軍不戰而占領寧波，將市內店鋪所積的錢財洗劫一空，城中衙署及祠廟寺觀拆毀殆盡。
在廣州一帶的地方誌中，詳細記載了1841年5月當地人民自發抗擊侵略軍的事實。如《（同治）香山縣誌》卷十六《忠義傳》記載：
雷兆成等十三人，俱沙湧渡頭村民也。道光二十一年英夷犯境……夷入村，帶劍攜火槍，大肆淫掠。十三人憤甚，帥雷天規……等出，奮力擊之，大呼，聲振林穀，倉卒無槍械，各執耰（yōu）鋤殊死鬥。夷揮劍殺數人，繼燃火槍環擊，皆死之。夷恐諸鄉人至，皆遁。天規五人負傷追之，不及而還。
同時犧牲的還有一名婦女雷劉氏。她手執木棒隨雷兆成等參加戰鬥，犧牲時年僅24歲。她的事跡被記載在這部縣誌的卷十八《列女傳》中。這是一曲中國人民奮起保衛家鄉的正氣歌，和一些清朝官員的不戰而逃形成鮮明的對照。
通過誌書中的經濟資料，我們可以了解一個地區在不同曆史時期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耕地畝數、田賦、工商稅幾乎是每部方誌必錄的內容，往往有確鑿具體的數字。《（民國）巴縣誌》（今重慶巴南區）記軍閥割據時代，巴縣的苛捐雜稅有幾十種，1923年預征田賦已征到1955年。而據《（民國）新繁縣誌》（四川新都縣）的賦役篇，則當地1934年預征田賦已征到1981年。當時四川地區民窮財盡，百姓困苦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由於戶口和賦役有密切的關係，所以誌書也十分詳細地載有各縣、鄉、村的戶數、人數。例如上海正式有係統的戶口記錄始於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以後曆代都有，但僅見於地方誌。連續的人口記錄反映了我國曆代人口的增減和遷移，也間接地反映著曆代政治、經濟的重大變遷，對於研究中國人口這個大課題極有參考價值。
地方誌中也含有豐富的工商業發展的史料。清朝中葉江蘇蘇州、鬆江一帶的方誌，記述了明、清時代江南集鎮經濟的繁榮。如《（乾隆）吳江縣誌》卷四敘述了位於吳江縣城東南的盛澤鎮的發展。盛澤在明初隻是一個幾十戶人家的小村子，到明朝嘉靖年間，居民增加了一倍，多以織綾綢為業，開始形成集市。到清乾隆年間，它的人口已經百倍於明朝，綾綢的產量也增加了10倍，每天日中為市，進行交易，舟楫塞港，街上的人摩肩接踵，四方巨賈載著金錢前來的絡繹不絕。《（道光）震澤鎮誌》卷二記載，到清朝中葉，蘇州震澤鎮的許多絡工已是“取絲於行（牙行），代紡而受其值”。牙行本來隻是介紹買賣的，這時已發展為發放原料（絲），組織加工並支付工資。絡工們其實已是牙行雇用的工人。這些都是明代中葉以後我國紡織業中資本主義經濟萌芽的十分生動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