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南陳時，“及陳武創業，時經喪亂，衣冠珍瘁，寇賊未寧，敦獎之方，所未逞也。天嘉以後，稍置半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其所采綴，蓋亦梁之遺儒”。
相對於“五經”廢棄、儒學凋敝的南朝，北朝儒學則顯出另外一番蔥蘢碧翠、生機盎然的學術氣象。
自晉惠帝永興元年，公元三〇四年，劉淵稱漢，到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公元四三九年，統一北方，整個長江以北的中國在五胡十六國時期，始終處於民族紛爭的大混戰狀態。及至北魏統一北方，南北依然分治，直到隋朝政權建立，南北方獲得統一。這期間數百年曆史中，儒學不僅在北朝基本上始終占據意識形態的話語霸權地位，而且其所承繼的儒學精神也較南朝更為純正。
這有賴於兩個因素。
其一，是北方世家大族的私學興盛。
《魏書·儒林列傳》載：“自晉永嘉之後，運鍾喪亂，宇內分崩，群凶肆禍，生民不見俎豆之客，黔首唯睹戎馬之跡，禮樂文章，掃地將盡。”戰亂頻仍，時運乖戾，生民流離，哀鴻遍野，這似乎已經不是讀書注經的時代，然而，儒學自身的堅韌與自守性能，使得儒學走向民間，走向私學，所以，“契之所感，斯道猶存。高才有德之流，自強蓬革，鴻生碩儒之輩，抱器晦己”。
北朝經學的複興，有賴於北方世家大族的私學。這其中就包括中州地區的河洛私學、涼州的河西私學，北魏統一中國北方之後，便是在此私學基礎上繼而發展的官學。
其二，是北方統治者對漢文化的格外傾心。
自五胡十六國至北周，曆代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幾乎無一例外，自覺重視漢文化，倍加推崇儒家經典的經世致用作用。
這中間的重要原因是，從白山黑水、大漠孤煙或廣袤草原上走出的粗鄙的北方少數民族統治者，當他們驟然走進陌生的中原宮殿，感受著不可同日而語的華夏文明，在敞軒高堂裏成為主宰之後，忽然發現自己除了剽悍與勇猛之外竟然一無是處！不僅無法從精神層麵統領這些戰敗區的人民，不懂國家政權的創設、運行和管理，甚至還無法安穩勝利後居功自傲、粗野無禮的那幫亂糟糟的早期弟兄。
這的確是個問題。
三。
入主不同於打劫，並非搶了就走，留下狼藉一片，無須管顧，而是要穩穩坐下來，建構並理順新的統治秩序，期望長治久安。
那麼，為了王朝的穩固，首先必須籠絡被征服區域占據文化主導地位的士層，同時，為了讓那些剛剛換上官服、原先出身草莽的弟兄們從打打鬧鬧、推推搡搡中變得尊卑有秩，上下有序，統治者就不得不向被占領區的中原文化虛心討教，從中汲取營養，學習治國安邦的謀略。
求教的殷切目光，無疑要落在儒學的肩頭。
儒學“六藝”中的《禮》便格外引人注目。因為，《禮》正是在理人倫分際，序長幼尊卑，順上下等級。因此，這些來自匈奴、鮮卑、羯、氐、羌的少數民族兄弟，異乎尋常地重視漢族士人，同時格外重視《周禮》，並由此延伸到對儒學的頂禮膜拜，如前文所說前秦氐氏符堅和後趙石虎。
所以，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有這樣的論述：“北朝偏安竊據之國，亦知以經術為重。在上者既以此取士，士亦爭務於此以應上之求。故北朝經學較南朝稍盛，實上之人有以作興之也。”
在這方麵，鮮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無疑是傑出的典範。
《魏書·儒林列傳》稱。
太祖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世祖始光三年春，別起太學於城東，後征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林轉興……太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高祖欽明稽古，篤好墳典，坐輿據鞍，不忘講道……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世宗時，複詔營國學……雖黌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至於興和、武定之世，寇難既平，儒業複光矣。
孝文帝拓跋宏，值得大書一筆。他“欽明稽古，篤好墳典，坐輿據鞍，不忘講道”，所以營造出一派“斯文鬱然，比隆周漢”的儒學興盛局麵。
天曉得這個流淌著馬背上民族野性血液的男人，為何對漢文化懷有如此熾烈的愛慕與敬仰之情。公元四九〇年，他親掌朝政之後，為進一步全麵漢化，采取了一係列措施，比如遷都洛陽、改鮮卑姓為漢姓，以及禁止說胡語等。
果子狸應該感謝“非典”的到來，鱷魚應該仇恨人類發明了皮鞋與腰帶。至於劉獻之先生，他應該獲得我們的真誠道喜，因為他就生活在尊儒重經的魏孝文帝元宏的時代。
四。
同樣作為儒家學者，範縝是要羨慕劉獻之的。
《梁書·儒林列傳》載：“永明年中，與魏氏和親，歲通聘好，特簡才學之士，以為行人。”南齊永明時期，就重疊在北魏太和年間，作為南齊訪問學者的範縝，走入遼闊的北中國之後，他一定會為北朝儒學的雲蒸霞蔚而感喟不已，同時深深反忖南北朝儒學之間存在的異同。
結果，可能就是《北史·儒林列傳》所總結的：“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鎮，《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人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如果用一句話下判，那就是劉義慶在《世說新語》中所說的：“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南人學問，清通簡要。”
這種對比是強烈的，也令範縝欷歔不已。
沉陷於一片唪經誦佛、談玄言虛的此時南朝儒學，除了遍讀群經、尤精“三禮”的自己在作著西西弗斯式的努力，為捍衛儒家經典孤軍奮戰，儒學的確在江南式微了。
落入眼底的北朝儒學風氣，又是這樣鼓舞人心！統治者積極倡導，以身作則，使得天下慕向，雅重經典，學者向風，文教遠覃；經學領域人才濟濟，碩儒飽學，層出不窮。
在經師眾多的北魏，最打眼的無疑是大儒劉獻之。
由於對儒學博淹精通，劉獻之在學界的影響力相當巨大，有著決疑定亂的學宗作用。《北史·儒林列傳》稱：“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有疑滯，鹹決於獻之。”
於“六經”之中，他尤其精通《春秋》和《毛詩》，而且弟子眾多，他們名聞魏、齊兩代。《北齊書·儒林列傳》中說：“魏、齊以來，通毛氏學者，多出獻之之門。”其中，北齊名儒劉敬和、劉軌思就是他的學生。由二劉接竹引泉，發揚光大，劉獻之的學術影響一直延宕至以後的北周，乃至遙遠的隋、唐。
一個人死去了，托體同山，荒塚無尋，但他的學術思想卻葳蕤在滿山遍野，跨越時代，超越空間，在後人那裏傳遞不息！
也許，這就是大師重學術、輕功名、戀書齋、遠官場的深刻原因。
所以，像鄭玄一樣拒絕出仕，在本郡郡守逼迫舉孝廉的情況下，他走到京師洛陽，卻稱病而還。
北魏孝文帝巡幸至中山國，聞其大名後，詔征劉獻之為典內校書，劉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
如同李白筆下的明月、陶淵明詩中的菊花、屈原《離騷》中的香草美人，莊子在其“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的人生主張中，非常偏愛櫟樹這類“散木”，借此表達無為，追求無用，倡言人要處於“材與不材之間”。劉獻之以莊子“散木”自喻，其實是他人生姿態的自我表白，即潛心學術，消除物累，擺脫塵俗，複歸本真，從而在莊子所說的“樹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中自我蔥鬱，逍遙遊心。
這種擺脫塵俗、逍遙遊心的人生態度，甚至還表露在他聚眾授徒的教學方式上。
《北史·儒林列傳》載：“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為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複下帷針股，躡屩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為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皋魚之歎，方乃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結果，從此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然而希造其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