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南朝皆曠達，可憐東晉最風流。”這是杜牧《潤州二首》詩中的名句。
一句“最風流”，道盡了東晉人物談玄言理、崇文尚雅、傳業浸盛的士人雅藻；一句“皆曠達”，又寫盡了南朝士林極備禮樂、弦歌悠揚、大雅傳誦的文化興盛。在詩人眼中，東晉文學典章製度盛行，南朝向學論道風氣流布，皆為當時文物興盛繁華之地。
所以，詩人在詩中又補筆寫道：“畫角愛飄江北去，釣歌長向月中聞。”
畫角，古時軍中的軍號，發音哀厲高亢，用來警報昏曉，振奮士氣。釣歌經常悠揚在江南的明月之中，畫角卻總愛吹響在北地的荒漠之上，言下之意是，人文淵藪，唯南方為盛，與南朝隔江對峙的北朝，則戰鼓震天，畫角吹響，不修文事，難解風雅。
其實，這隻是詩人站在詩意立場上的誤判。
真正的學術狀況恰好相反。
《晉書·儒林列傳》中說：“有晉始自中朝，迄於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裏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頹毀，五胡乘間而競逐，二京繼踵以淪胥，運極道消，可為長歎息者矣。”
趙翼在《廿二史劄記》裏也說：“六朝人雖以詞藻相尚，然北朝治經者，尚多專門名家。蓋自漢末鄭康成以經學教授門下，著錄者萬人，流風所被，士皆以通經績學為業……故北朝經學較南朝稍盛，實上之人有以作興之也。”
相較於南朝，北朝儒學更為勃興與繁榮。
而劉獻之，便是“有以作興”的北朝“上之人”行列中的傑出一位。
一。
劉獻之，博陵饒陽（今河北饒陽）人，生卒具體年月不詳，聚眾授徒並顯名於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
他少而孤貧，雅好《詩》、《傳》，少年時曾受業於渤海程玄，其後獨自博觀眾籍，浸淫於“五經”之中，自我捧研，終至大成，遂為一代通儒。
劉獻之著述甚豐，共著有《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注《毛詩序義》一卷，行於世。並立《章句疏》三卷。另外就是注佛家經典《涅槃經》，然而，惜乎未及完稿，便身赴另世。雖然他不像鄭玄遍注群經，但隻要經其手所標，其宗旨便與古人舊義頗有異見。
這不是為標新而刻意立異，而是更為篤實的一種向學態度。
前人所注，凡深合大義，契乎我心，我自點頭讚同，絕不贅筆拾人牙慧，承襲他人餘唾，但遇到義理乖謬、詮解窳陋之處，我又別有洞見，那麼就要秉筆書之，快口說之，肆意評之。
比如，他在讀到先秦名家、法家的著作後，掩卷而笑說：“若使楊、墨之流不為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
話語中有對名、法之家自獻其醜、自留把柄的睥睨之意。當然，從哲學史的角度看，劉獻之的這一笑，不一定有多少道理，但卻看得出，他在遍覽諸子百家學說之後，作為一個儒家學者的那份自信與自負。
這種自信，就來自孔子博大而縝密的哲學體係，更來自述仲尼之意，與名、法、墨、農等對立學派反複駁難、互相攻詰中重新找回儒學精神的孟子。
針對法家的刑名之術，孟子倡言仁義，以王道對抗霸道；針對楊墨兼愛、尚同之說，孟子強調人倫綱常的重要性；針對許行學派的自食其力、市賈不貳主張，孟子堅持社會分工，強調物之不齊的必然性；針對告子的性無善惡，孟子堅持人心本善，仁義禮智根於心。
正是孟子的睿智與善辯，凜然與高邁，折服了一個個強詞奪理的對手。難怪，劉獻之會譏笑楊、墨之小。
還比如，他讀屈原的《離騷》後，就對身邊人頗為感慨地說：“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誠哉斯言，實獲我心。”
屈原的筆下，流淌著無盡的愁怨、迷離與悲傷。“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最早從這些充溢著憤恨鬱結的句子中發現屈原心誌的是司馬遷。太史公說屈原心中有著排遣不去的塊壘，有著無盡的“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的向往，才導致他一吟三歎，唉聲歎氣，“一篇之中三致誌焉”。所以，他的詩中便回環往複著明誌、剖忠、辨冤、斥佞、表白，形成了他獨特的愁苦抒情言誌方式。
西漢末年的揚雄讀到《離騷》時，雖然為屈原遭遇深悲，但他並不以屈原懷石自沉的做法為然，他認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怎麼能以自戕的方式來結束自己？於是，作《反離騷》一篇，詩人氣質十足地自岷山投於江中，以祭屈原。
而在儒家劉獻之看來，屈原簡直是一副不可原諒的女人之態，屬於心誌失衡後的神經官能症狀，是疾病纏繞的狂人，死不足惜。
如同哂笑名、法之作逼仄、狹小一樣，劉獻之鄙薄屈原的思想出發點，仍然依循的是儒學原旨。
儒家向來不怨天尤人，講究安時而處順，而且顛沛必如是，造次必如是。孔子就說過：“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荀子在《宥坐》中也說過：“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
道不行則卷而懷之，篤誌柴門，修身端行，心無旁騖，守己持正，這才是讀書人應有的人格姿態。舉著一張苦大仇深的蠟黃小臉，腳步踉蹌，一步三回頭地趑趄在大澤之中，最後幽怨而無望地投江而死，實在沒有可稱道之處。
一個學問精深的學者，總會在他人熟視無睹的習以為常處，發現非同尋常之處，然後發一家新見，抒獨己之懷，讓人愕然，為之一愣，繼之是會心一笑，心悅誠服。
二。
當南齊的範縝，為重新確立儒學宗主地位，以鬥士的麵貌，孤軍奮戰，高舉反佛旗幟，在雞籠山上與蕭子良等“西邸八友”，麵紅耳赤，侃侃而辯時，北魏的劉獻之與眾多北朝儒師一樣，延續著兩漢以來儒家一脈相傳的作風，正悠閑地在河北饒陽開館授徒，掩扉讀書，伏案著述。
一南一北兩位儒學大師的個人學術境況差異，卻又正好折射了他們分居的南、北儒學整體學術局麵的不同。
先來簡單梳理一下此時的曆史脈絡。
公元三一六年八月，匈奴漢國劉聰攻破西晉長安，以晉湣帝司馬業口銜玉璧，赤膊牽羊，抬著棺材出城投降為標誌，西晉滅亡。這一消息傳到南方，司馬睿在西晉惠帝“八王之亂”中衣冠南渡的北方大族勢力的擁戴下，於公元三一七年即位，開始了東晉一百零四年的偏安曆史。
北方則進入紛亂擾攘的五胡十六國時代，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相繼入主，中國北方陷入“五胡亂華”的大混亂時局。史界公認，以公元三〇四年劉淵稱王始，以公元四三九年北魏滅西涼終，此時期為五胡十六國時代。
公元四二〇年，東晉末代皇帝晉恭帝司馬德文被迫禪位，劉裕的劉宋政權取而代之，東晉滅亡，自此長江以南地區進入宋、齊、梁、陳的南朝時代；與之對應，江北進入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的北朝時期。
令人頗感差異的是，承接著中原“衣冠”，禮樂製度更為詳備，且一直為漢人統治的南朝，其儒學發展與興盛之狀，相較於少數民族入主的北朝，卻是大大的不如。
一個反映在史書中的顯著例證是，《宋書》、《南齊書》中均無“儒林列傳”。
在《範縝：在釋學包圍中罄懸河之辯》一文中，筆者已經述及因在大戰亂之後衣冠南渡，偏安江左，東晉的統治者及士層人物於氣喘籲籲、驚魂稍定之後，已經棄絕了儒家向來倡導的經世之誌，漸漸興起的是厭世之思，或承魏晉餘緒，崇尚虛無，耽於酒色，托心老莊，清談成風。
《北史·儒林列傳》對南朝儒學所下的總評是：“自元嘉之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掃地將盡。”
南朝起始政權劉宋王朝，將儒學從獨宗位置上拽下，與玄、史、文學並列，且列為四科之末，這大大削弱了儒學的地位。此時，廢經罷學，去儒尚虛，“鄉裏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三德六藝，其廢久矣”。
南齊之時，儒學再衰，佛學漸盛，《南史·儒林列傳序》說：“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功課末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是時鄉裏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眾，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大道之鬱也久矣乎！”
南梁時期，梁武帝雖然深憫儒學走向衰落，在天監四年，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又下詔“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學受業，武帝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宴語，勞之以束帛”，使得儒學暫時性出現“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的曇花盛開局麵。但他很快在公元五〇四年下詔，正式宣布佛教為國教：“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唯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為邪道。”一時朝野上下，信佛成風，雖經範縝單槍匹馬的努力，起而據理力爭，但終究改變不了儒學淪落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