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討厭亦步亦趨式的跟隨老師的刻板之學，同時反對懸梁刺股的刻苦之學，認為那樣獲得的博聞多識，無異於堆起個土龍祈求下雨，這些都不是君子立身之道。甚至，因此他批評孔子門下的顏淵、子貢們，認為他們大都沒有及早從立身處著想，做到自身的了悟，將學習的基點建立在入孝出悌、忠信仁義之上。
於是，反映在劉獻之身上的問道求學，就與兩漢學者的成長道路截然不同，也與魏晉學人的求知取途完全迥異。
在他這裏，通經曉典的求知路數陡然一變，很讓人感覺新鮮。
在教與學中，他既不讚成老師誨人不倦，也不提倡學生學之不厭，更注重來自學生的心悟。
清代學人陸世儀曾這樣說過：“悟處皆出於思，不思無由得悟；思處皆緣於學，不學則無可思，學者所以求悟也，悟者思而得道也。”他應該是劉獻之的曠代知音。
經老師最初點撥，跨檻入門之後，便主動扔掉手杖，擺脫師法束縛，講究個人苦讀靜修，不再托身師門，依重師傳口授，而主要以自己大量閱讀前人對典籍的詮釋著述，在披經覽古中，相互印證，彼此比對，然後稽玄鉤要，得出心知，獲得自己對儒家經典的深切理解與融會貫通。
所以，劉獻之在講《左傳》時，每每講到“隱公八年”便戛然而止。他的理由是：“義例已了，不複須解。”餘下的，學生可依據前麵講過的義例，自我揣摩。
他認為，偌大一部《左傳》，完全不用悉數講完十二編，隻取第一編，而且隻講到“隱公八年”，已經將《左傳》中的所有義例和主要精髓完全道盡，無複再費口舌。他將“微言大義”四個字運用到了極致，結果，造成“弟子不能究竟其說”。
想起上世紀四十年代西南聯大的國學大師劉文典。他在授《文選》課中，上課前總是先叫校役提一壺茶，帶上兩尺長的竹製旱煙杆，講到高興處，劉文典一邊悠閑吸煙，一邊愜意啜茶，一邊侃侃而談，極為隨意。
在講謝惠連的《雪賦》時，劉文典隻講了半小時就宣布提前下課，並告知學生，下周三晚飯後七點半在操場上進行下節課。下節課要講謝莊的《月賦》，原來他已算好時間，那天正好是十五。果然，幾天後，一班學生圍坐在操場上，於一輪圓月之下，聽如入其境的老師搖頭晃腦、恣肆忘情地朗誦：“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沾人衣。”
劉文典身上散逸的名士派頭，就來自兩個更老的老師身上，一位是設女樂、垂絳帳的東漢馬融，另一位就是重心悟、輕講授的北魏劉獻之。
五。
每一個大師的身上，都打著他所處時代的深深烙印，並吐露著在他身後即將到來時代的信息。
馬融，前垂絳帳，後陳女樂，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他用這種於現實政治高壓之下首創的極端人生姿態，表達對麵前這個豺狼當道、是非顛倒、禍從天降的世界的深深厭惡，遊曆宦海、浮塵濁世經年的他，已經筋疲力盡，形神俱廢，世間萬千景象均化為心中的彷徨無著，隻求在迷醉中逃離現實的重壓，從而，便漸次衝破禮法道德的禁錮，走向蔑視禮法、任誕放達之路。
馬融身上，不僅透露了東漢中後期政治黑暗的時局，甚至還泄漏了東漢中後期整個社會思潮向玄學潛行的密碼。他的身後，是一個政治生態更為慘烈、文化思潮倍加活躍的大時代，那就是魏晉風度。
劉獻之，“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雲義例已了，不複須解”，他“每每歎道……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
不依陳說舊義，筆下新義繽紛，注重領新悟異，追求發自心胸，冀求弟子心悟，不重書本傳授，這些盡管是表現在他個人身上的全新教育方式，但卻清晰地透露出北朝儒學的整體學術風向轉變，即佛學向儒學的滲透與融入。
劉獻之治經和傳經授業的基本態度是，強調領新悟異，重在發凡舉例。仔細分析這種治學特點，很容易就讓人聯想到佛門之中的佛典傳授之法。
南北朝之時名僧講解佛經，重在闡揚佛經基本思想，而不拘泥於具體字句。比如東晉的支遁，“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慧遠“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為己任”。道莊“講《法華》，直敘綱致，不存文句”。
吳康僧會在《法鏡經序》中說：“夫心者，眾法之原。”《續高僧傳》之中，羅雲“講四經三論各數十遍，不於文外別有撰述，皆心思口演，冰釋理順”。
可見，劉獻之的治經授業，恰恰也是重“心法”，與佛門講傳路數有著同一機杼。
劉獻之的言行，不僅流露出濃鬱的佛家頓教色彩，而且從中可以明顯看到其受到了佛家心論的巨大影響。
此時，拜佛唪經，寫經造像，建塔立寺，廣修福田，不獨是南朝特有的現象，北朝也迎來了佛教大發展大繁榮的春天。當長江以南的佛學與玄學漸漸靠攏，逐漸融合之時，北方的佛學也在與儒學悄悄牽手，互相滲透。
始於北魏道武帝，北魏諸帝開始信佛，禮敬沙門，中間雖經北魏與北周兩位武帝滅佛，但因其牽涉具體政治，而非關涉意識形態，所以短暫的經像毀地、僧侶出門之後，又是佛學複興，寺廟林立，信徒雲集。
帝王的奉佛拜釋，使得學術領域中儒佛並行，而且佛儒學者相互參研對方的學術經典。具體表現有二。
一是佛教高僧努力學習儒家經典，運用儒家經典來解釋佛學奧義，弘倡佛法。當時著名高僧釋道寵、釋道範俱出自大儒熊安生之門，而兗州僧人曇衍、定州僧人靈裕，甚至都是由儒生出的家；二是儒者好佛，儒學大師積極研究佛學經文，甚至親自注解佛經，漸開孔釋並弘、儒釋道兼修的學術風氣。比如“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的高允，“崇信佛法，禮拜誦讀，老而逾甚”的崔光，“學綜諸經，多所治誦，兼讀釋氏”的李同軌，“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的裴植，“性好釋學，親升講座”的裴粲，“時複與沙門講論，或分宵達曙，而心力無怠”的徐紇等。
身為大儒，劉獻之自然也廁身於這個行列之中。這便是他臨終時，尚在注《涅槃經》的原因。
其實，有如此治學講經特點的不光是劉獻之一個人。
同時期大儒張吾貴，《北史·儒林列傳》說：“與獻之齊名，四海皆稱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唱，本為佛門傳授釋典之法，也即《高僧傳·唱導論》所說的“宣唱法理，開導眾心”。儒師傳授儒家經典用佛門專用的“唱”法，可見佛學浸染儒學之深。
另一位稍晚於劉獻之的大儒徐遵明，年輕時曾師從王聰，一年後離師門而去，投到張吾貴門下，然而不過數月，向同學抱怨完“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再次離開，又來到孫買德門下求學，一年之後，離意又起。同學勸他：“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終恐無成。”徐遵明卻指著自己的心窩說：“吾今知真師所在”，“正在於此。”最後，他來到唐遷這裏，“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終成名儒。
徐遵明的求學之路，張吾貴的講唱之法，當然有時代學術思潮的影響，但我更願意認為，他們深受了劉獻之的影響。
徐遵明的“真師所在”，也即劉獻之的“義例已了，不複須解”，他們與在《五柳先生傳》中散吟“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的陶淵明，有著相同的旨趣。隻不過前者將之熔鑄於自己的治學事業中，後者將其貫穿在自己的人生態度裏罷了。
可惜的是，後世的人們隻知道行走在江南煙雨迷蒙中的那位詩人，而無識端坐江北朗天闊地中的那個學宗。
六。
宋朝的林同曾寫下厚厚一卷《孝詩》，其中有獻給大儒劉獻之的一首：“百行孝為首，諸人儻未知。下帷空自苦，躡屩竟何裨。”
詩人在嗟歎俗眾昧於大師時，他自己是否真正明白了大師？
而在大師那裏，他隻管一襲鬥笠蓑衣，屹立在自己泛舟的學術長河裏，隱身於蘆葦叢中，一心做好擺渡職責，完成肩負的繼絕學、傳斯文、流餘響、開新風大任。剩下的，都不在他的考慮之列。
他是個稱職的艄公。
是劉獻之，於南朝儒學出現重大危機之時，以儒宗的身份站定於北朝，雖置身兵亂，猶勵誌苦學，篤誌經史，旁綜博采，兼涉佛道，不僅完成了儒學經典的傳繼，而且開啟了一個全新的學術時代。
你看，在他身後，儒釋道三教合流的隋、唐學術天空，已經隱約露出了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