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科學史上，曾有一場非常著名的辯論。它就是發生在公元一八六〇年六月三十日牛津大學自然博物館的進化論辯論。
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在倫敦麵世後，立刻轟動了整個英國，反對的聲浪此起彼伏，以教會為主要力量的傳統勢力對之進行大肆譏諷與謾罵。久享盛名且口才出眾的牛津大主教威爾伯福斯為此要舉行公開演講，對進化論進行撻伐。
此時，靦腆的達爾文躲了起來，年輕的科學家赫胥黎卻徑直走上前台，向大眾宣布：我是達爾文的鬥犬。最終，赫胥黎以其超凡絕倫的辯才、凜然一切的氣勢，戰勝了龐大的教會勢力，使進化論巍然屹立，風行於世。由此，達爾文與他的《物種起源》開始聲名遠播，進化論思想得以席卷英國和歐洲大地。
而遠在“牛津之辯”發生的一千三百多年前，公元五世紀的中國建康也見證了一場曠世之辯。
而且，無論辯論雙方力量對比之懸殊，唇槍舌劍往來之激烈，影響波蕩之巨大，以及話語回環之精彩，這次辯論都遠遠超過了“牛津之辯”。
這位辯友叫範縝，他的辯題是“神滅論”。
與站在牛津大學自然博物館講壇上的赫胥黎相比，單槍匹馬、孤身奮戰的範縝，他背後沒有達爾文，身旁也無胡克、亨斯洛這樣的盟友。站在他對麵的，又絕非威爾伯福斯這樣的一個大主教，第一次是南齊竟陵王和一幫當時的名士，第二次竟是梁武帝率領的名士高僧與王公朝貴，共有六十四人之多。
而他，望雲自與高士齊，舉槊不輸大王雄，沉著應對，出語綿密，妙譬聯翩，言精旨遠，前後命題相生互用，根據與歸結遞嬗而前進，在第一次辯論中，“朝野喧嘩。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第二次辯論中，則“辯摧眾口，日服千人”。
一。
說範縝之前，先來談談另外一個人，範縝的老師劉瓛。
劉瓛為南朝宋齊之時一代大儒，淡泊宦途，輕視名利，性拙人間，不習仕進。《南史·劉瓛列傳》中說他：“姿狀纖小，儒業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遊，莫不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鄭。性謙率，不以高名自居。”
齊高帝踐阼後，曾在華林園親切接見劉瓛，向他詢問治國之道。聽了劉瓛與他身量一樣簡短的話語之後，齊高帝竟然為之感慨地說：“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齊高帝想讓他任中書郎兼總明觀祭酒，不幹；繼而，又想讓他擔任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步兵校尉，他再次搖頭。麵對最高統帥頻送的秋波，他並不領情，堅持做他的彭城郡丞，一個芥子大的卑微官職。
也許，戰國時的那個傲岸的漆園吏的精神之燈始終燭照著他。《莊子·秋水》言。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也堅持“曳尾於塗”的劉瓛，在永明初年又受到竟陵王蕭子良的殷切邀請，請他為征北司徒記室，劉瓛再次堅拒，並為此向竟陵王身邊的人寫信表白心誌。
像聽到山濤舉薦自己代職後憤然寫下《與山巨源絕交書》的嵇康，劉瓛的這封信雖然態度鮮明，但陳詞卻更為從容，語調也更為平和。他說自己天性“生平素抱，有乖恩顧”，“性拙人間，不習仕進”，而且“量己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疏懶，衣裳容發，有足駭者”，早年就“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更何況如今“既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哪裏還能廁身於他人幕僚？最後他聲明，自己這樣做“本無絕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為高”，隻是性情使然。
隻將波上鷗為侶，不把人間事係心。
傍岸歌來風欲起，卷絲眠去月初沈。
若教我似君閑放，贏得湖山到老吟！
其實，透過他的言行可以充分看出，充溢在劉瓛骨子裏的“絕俗之操”，那是不損胸前一片天的極端自尊與自守。
齊高帝數次口頭敕令劉瓛入宮，然而劉瓛認為這不是正式詔見，所以未嚐到宮門。
他還有一個癖好，出門拜訪他人時，身後總跟著個扛板凳的學生，雖然沒有劉伶那樣身後跟著個扛鐵鍬的小廝，喊著口號“死便埋我”那樣拉風，但依然十分搶眼，引人注目，“之詣於人，唯一門生持胡床隨後。主人未通，便坐門待答”。
我想，他此時“詣於”的人，一定不是如他一樣的寒士，所叩響的，應該是達官縉紳的高門闊第的門環。不能不來，又不能在這些人麵前屈尊，那就自帶板凳，暫時安坐下自己凜然的身影。
他家住於檀橋，有瓦屋數間，因年久失修，“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為青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修謁”。這種作風還可以追溯到他的少年時期，“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為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
後來，對劉瓛深表敬意的蕭子良，表奏齊武帝為劉瓛立館，皇上將楊烈橋故主第慷慨贈送，生徒皆來祝賀，劉瓛卻皺著眉說：“室美豈為人哉，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
果然，沒等到搬入，劉瓛即染疾，並最終死去，此為公元四八九年。劉瓛病中，蕭子良派已經在自己手下為官的範縝，“將廚於瓛宅營齋”。就是這次潛心為老師“營齋”祈福，最終卻無奈目送老師遠去的事實，導致範縝在著名的西邸引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辯論。
狷介孤傲、不求榮進的劉瓛走了。從他身上，可以看到一個前輩大師的影子，那是“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的鄭玄。從他身上，同樣也可以推斷一個晚輩弟子的行為走向，這個人就是範縝。
劉瓛對範縝影響極為深遠，有著指路明燈與榜樣人格的雙重作用。前蘇聯的加裏寧這樣說過：“教育者影響受教育者的不僅是所教的某些知識，而且還有他的行為、生活方式以及對日常生活的態度。”
劉瓛對範縝的影響之大，我們可以在後者一生的行狀中看到。
二。
範縝，生於公元四五〇年，宋元嘉二十七年，死於公元五一五年，梁天監十四年。
《梁書·儒林列傳》載：“範縝，字子真，南鄉舞陰人也。晉安北將軍汪六世孫。祖璩之，中書郎。父濛，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聞沛國劉瓛聚眾講說。始往從之，卓越不群而勤學，瓛甚奇之，親為之冠。在瓛門下積年，去來歸家，恒芒矰布衣，徒行於路。瓛門多車馬貴遊，縝在其門，聊無恥愧。既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為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相善，琛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
雖然有著顯赫的家族曆史，但那已是遙遠而不可觸摸的記憶，現實中的範縝，卻是少年失父，家道中落，孤苦貧困，獨與寡母相依為命的苦孩子。
範縝有個與之年齡相仿的堂弟範雲。
範雲，才思敏捷，且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因此每每懷疑其宿構，事先打了腹稿。六歲時起，範雲就跟隨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袁叔明，即江淹《自序傳》中所說，“所與神遊者，唯陳留袁叔明而已”的那位雅士。
讓人費解的是，同樣傾心向學的範縝，為何沒有與堂弟範雲一起跟著共同的姑夫讀書？這中間，恐怕很大程度上，問題出在範縝的性格上，因少孤家貧、出身寒微而過早養成的倔強孤僻、敏感自尊的性情使然。
這種性情的孩子，因貧賤而孤傲，最易走向不屑時流，特立獨行，天然地具有反叛意識與對抗精神。事實上，幼年就學時的他，已經顯露了這種人格傾向，“在瓛門下積年，去來歸家，恒芒矰布衣，徒行於路。瓛門多車馬貴遊，縝在其門，聊無恥愧”便是明證。
而這種“聊無恥愧”的傲然性格，卻深合孔子對學生的要求。
孔子曾說：“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子路穿著破棉袍與穿狐裘的人同立在一起，不感到寒酸，不感到難為情，不感到抬不起頭，而是談笑風生，無拘無束，為什麼？因為他的榮辱觀在內心，而不在衣著。著意於心靈修養的人，一定忽視外在的服飾打扮。
孔子還說過一句話：“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既然為士，胸存道心，怎麼能以衣服破、飲食差為恥呢？
知識、真理和道義，都需要人全身心擁抱和關注。大道從天，雍容而寬博，豐厚而綿長，敞盡一己胸懷都難盛其萬一，如何還能為一人之私留有空間？不能忘情於衣食美惡，則一定不能全身赴道。
哪裏又隻是儒家有這種要求呢？佛家有那麼多苦行頭陀，基督門下有那麼多傳教苦士，儒家有那麼多鶉衣百結隱士。聖亞伯拉罕甚至五十年不洗臉，不洗腳，他這樣做的目的，正是為持久的洗心。
所有的哲學都在告訴人，隻有簡約生命的外在享受，才能體驗內心的更大愉悅，隻有限製肉體，才會舒張心靈。
周圍的同學身上是潮服名牌，上下學均是名車貴馬出入，自己布衣芒鞋，徒步於道，臉上卻洋溢著恬淡幸福的神情。少年範縝身上這種可貴的原儒品質，讓劉瓛深為喜愛，在範縝成年禮上，老師用親自為之加冠的方式以示褒獎。
這很具有貝多芬印在李斯特額頭的深情一吻的意味。無從知道被老師加冠後的範縝，如何與李斯特一樣懷著一顆激動而感恩的心，決心好好照料老師親手給戴上的“這一冠”。《南齊書·劉瓛列傳》說劉瓛，“儒學冠於當時”，“所著文集，皆是《禮》義，行於世”，而範縝後來“博通經術，尤精‘三禮’”，可見在弟子那裏，是決定篤誠承繼老師的衣缽了。
《禮》雖是“六經”之一，卻又蘊涵著更多儒學的精神向度。
《周禮》、《儀禮》、《禮記》合稱三禮，主要涉及的是規範與準則。通俗講，它的作用就是“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中國古代典章製度的淵藪，有著重要的曆史文獻意義。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禮學”著作，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論，都遠遠超過同時期其他經學著述，而這些著作基本上全部出自南朝儒生之手。
皮錫瑞在《經學曆史》中說：“南學之可稱者，惟晉、宋間諸儒善說禮服。”清人沈堯落也盛讚“六朝人禮學極精”。
事實上，南朝的“禮學”對後世各曆史朝代製定禮製，都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唐朝的禮樂輿服，也是承襲南朝而來。在雷次宗、劉瓛、何承天等大儒組成的南朝強大“禮學”陣容裏，範縝，猶如一朵奇葩，格外引人注目。
三。
對一頭獅子而言，它最大的悲傷莫過於沙漠步步逼近，滾滾而來，生存的草原日漸退化。
對一位儒學大師來說，他最不願看到的就是儒學走向末路，所從事並敬仰的學術田野榛葛遍布，荒草萋萋。
儒學的整體性滑坡與式微，在範縝成長的南朝宋、齊之世，已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梁書·儒林列傳》準確概括了宋、齊之時南朝的儒學現狀：“漢末喪亂，其道遂衰。魏正始以後，仍尚玄虛之學，為儒者蓋寡。時荀抃、摯虞之徒，雖刪定新禮，改官職，未能易俗移風。自是中原橫潰，衣冠殄盡；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於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及十年，蓋取文具，廢之多曆世祀，其棄也忽諸。鄉裏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眾；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三德‘六藝’，其廢久矣。”這中間有著深刻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等諸多方麵的原因。
從西晉、東晉一路走來的南朝，經曆了太多的戰亂與殺戮，先是西晉的“八王之亂”、“永嘉之亂”，繼而是晉室顛簸，“衣冠南渡”，除了東晉內部擾攘不息的叛亂與殺伐外，更有與長江以北的北朝曠日持久的戰爭。
在長達一百零四年的東晉王朝及曆時六十年的劉宋政權下，除了短暫如曇花一現的“元嘉之治”，人們幾乎一直生活在戰爭頻仍、重賦厚斂、四野凋敝、民不聊生之中。
翻開中國文學史，寫於此時的詩行，充滿了無盡的愁苦、絕望、憂懼與感傷。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沾裳”；“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荊艾。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流離成鄙賤，常恐複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
作為精英階層的士人，他們從悲苦的思想深處，或漸漸生出厭世之思，而絕經世之誌，或托老莊之虛無於通脫中尋求解脫。因而，會自覺承魏晉玄學之餘緒，談玄嗑藥，沉迷酒色，寄情玄虛。
一個幹戈不息、動蕩不安的社會，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
自魏晉正始年間，何晏、王弼“貴無”，援道釋儒，將儒學玄學化，阮籍、嵇康沿著這一學術走向，走至極端，他們提倡無為自適，公然駁斥儒教，祭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大旗，雖後經向秀、郭象、裴頠等人用“儒道合一”思想齊一儒道，做出種種挽救性的努力，以調和儒教與自然的關係，但儒學自兩晉走入南北朝時，已然呈現出一派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的頹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