篤信佛法的名士王琰撰文相譏，情急之下，他甚至不惜動用如此辱人的語言：“嗚呼範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
範縝則反唇相譏：“嗚呼王子！知其祖先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
在這劍拔弩張、麵紅耳赤的對答裏，如果仔細聽，似乎能聽到發生在牛津大學自然博物館裏論辯雙方的激烈發言。
威爾伯福斯大主教就曾這樣惡意奚落對方：“在座的赫胥黎先生竟然說他自己是猿猴的後代，那麼我想請問這位先生：猿猴的祖先是你祖父那方，還是你祖母的那方呢？”赫胥黎的回答是：“如果在猿猴與無視事實、顛倒黑白的君子之間選擇，我還是選猿猴來做祖先更好。”
範縝卻比赫胥黎的回答更刁鑽、更犀利：王先生，你知道自己的祖先神靈在哪裏，為什麼不殺身去追隨他們呢？
人頭攢集，高士如雲，眾口嘵嘵，輪番上陣，最終卻駁不倒範縝，而且愈加反襯出這個孤獨辯手的立論之堅。於是，蕭子良派名士王融對範縝說：“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剌為此，可便毀棄之。”
範縝聽後大笑說：“使範縝賣論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書郎邪？”別人是賣藝不賣身，我是什麼也不賣，倘若通過賣論取官，我現在早已是尚書令、尚書仆射了，何止區區一個中書郎呢？
真是慷慨任氣，磊落使人！
七。
而蕭子良也的確讓人尊敬。
辯論失敗後的他，沒有對勝利者進行輿論鉗製，更沒有對其實施打壓，相反，範縝的仕途似乎較以前更為寬闊與順暢。我堅決反對你的思想，但我深深尊敬你的人格，這就是古之君子的風度。
公元四九一年，範縝作為才俊之士出使北魏。後又遷尚書省，任領軍長史。三年後，又出任宜都太守。
宜都在今湖北宜昌，當時夷陵地區有伍相廟、唐漢三神廟、胡裏神廟，當地人篤信三廟神靈，經常祭祀。與佛教勢不兩立的範縝到任後，下令嚴禁祭祀活動。
公元四九九年，範縝母親去世，他辭官回鄉丁憂。
就在這年，殺戮成性、恣意妄為的東昏侯蕭寶卷，在眾叛親離中迎來了諸多藩鎮的倒戈討伐，雍州刺史蕭衍無疑是其間最有潛力的一位。
蕭衍率軍路過南州，範縝身著喪服前迎。老友重逢，又是在亟須聚集人氣、收攏士心的揭竿之時，蕭衍自然見之甚悅。作為回報，蕭衍在公元五〇二年即位，成為梁武帝之後，任命範縝為晉安太守。公元五〇五年，再次升遷範縝為尚書左丞。
在晉安當太守的歲月裏，範縝是否仍然下令禁止百姓到廟宇祭祀，史中無載，但依他的性格，竭力宣揚無神論，大肆抨擊佛教，當是自然應有之事。
梁武帝蕭衍，卻是個骨灰級佛粉，其好釋信佛的程度遠遠超過蕭子良。除了印度的阿育王稍稍可與比肩，世界曆史上的帝王名單之中再找不到像梁武帝這樣的狂熱佞佛分子。
蕭衍不僅傾注大量精力研究佛學，自己著有《涅萃》、《大品》、《淨名》、《三慧》等數百卷佛學著作，而且還數度出家，皈依佛門。
他在公元五〇四年下詔，正式宣布佛教為國教：“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唯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為邪道。朕舍邪外，以事正內。其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偽就真，舍邪入正。”一時朝野上下，信佛成風。
公元五二〇年，梁武帝取佛法中“普通”之意，改年號為普通。從這年開始，梁武帝多次前往同泰寺，舍身出家。
普通八年，蕭衍駕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舍身出家，公卿以下出錢一億萬向寺廟奉贖，買回皇帝，又改年號為大通；大通三年，他再到同泰寺，升法座，為四部眾說《大般若涅槃經》；同年，又到該寺，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大通五年，他又來到同泰寺，說《金剛摩訶波若經》；大同十二年，蕭衍第三次出家，這次群臣用兩億錢將其贖回；太清元年，蕭衍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之後，朝廷財政撥款，出資一億錢贖回。
一個皇帝老是將自己綁票，然後又動用納稅人的錢贖身，這是不是惡搞得太過，滑天下之大稽？！
於蕭衍而言，廟裏似乎永遠有一種召喚，不可抗拒。如果不是“侯景之亂”，將蕭衍活活餓死在台城的文德殿裏，真的不敢相信，他主動舍身寺廟，然後動用國庫巨財將其贖回的鬧劇還會上演多少出。
麵對這樣一個帝王，反佛的範縝怎麼能有靜安於官場的可能呢？
也可以想見，因思想的嚴重背離，範縝必然不能見容於梁武帝。
猶如當年範縝並不為西邸圈子所待見，始終走不進“八友”的交遊行誼核心，但仍可以在雞籠山上大放厥詞，完全是眾人給範雲的麵子一樣。範縝在蕭梁新朝得以官至尚書左臣，並非完全是他當初擁立過蕭衍的原因，比範縝擁戴蕭衍功勞更大的尚書令王亮，後來就被蕭衍因罪免職，暗中給力的，應該還是堂弟範雲。
範雲在蕭衍眼裏比蕭子良更受器重。多年的深厚友誼，加之範雲卓越的才華，使得他不僅在梁武帝受禪時，能以侍中身份參乘，而且在梁武新朝貴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侯。梁武帝曾對自己的兩個哥哥臨川王蕭宏、鄱陽王蕭恢這樣說過：“我與範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為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範為兄。”讓兩位王爺代自己今後呼範雲為哥哥，可見其在蕭衍那裏是何等受尊崇。
所以，不管範縝明白不明白，或者領情不領情，他在梁武帝天監年間的官位，完全有賴於堂弟範雲，否則，始終持反佛異見的他早就會被當局一腳踹出。
果然，公元五〇三年範雲病逝，兩年之後的公元五〇五年，範縝因同情王亮被梁武帝免職流放廣州。
其實，罪坐王亮隻是個托詞，個中真正的原因是，範縝的思想與當局格格不入，嚴重背離，早就在清除之列。
八。
將我流放，是你的權力；宣講無神論，卻是我的責任！
就在梁武帝正式頒布佛教為國教的次年，公元五〇五年，遠居嶺南流放之地的範縝，麵對這個瘋狂皇帝將整個國家帶入瘋狂佞佛的荒唐之舉，不顧自己為戴罪之臣的身份，憤然而起，再次祭出他的《神滅論》大旗，無情撻伐佛教的虛妄、禍害與流毒。
大僧正法雲上書梁武帝，說範縝所著《神滅論》，群僚百官此時尚不知道它的具體觀點，流毒還沒影響開，先以奏聞，意思是想通過最高當局，用鉗製手段將範縝的思想予以殲滅。
蕭衍沒有采用這種下三濫手段，也許是蕭子良的榜樣作用在前，蕭衍此時也顯示了他的超人雅量。他將範縝召回建康，授以中書郎和國子博士，目的當然不是寬宥範縝，而有著更深刻的用意。
就像金庸筆下常出現的高手對決，先讓對方養好傷，吃飽飯，然後召集天下看客，再漂漂亮亮將對方打到，從而證明我獨步武林，天下無敵。蕭衍用的正是這個套路，先將範縝釋放出來，放在一個應有的靶位，然後借用學術論辯的帽子，群策群力，集體聲討，最後將這個反佛異端徹底掀翻，從而確立佛教的不二地位。
為此，梁武帝先是頒布《敕答臣下神滅論》詔書，下達了圍剿“神滅論”的全國性總動員令。詔書中，他旗幟鮮明地提出“觀三聖設教，皆雲神不滅”的基本論調，斥責範縝“不求他意，妄作異端”，“違經背親，言語可息”。然後，他又極其虛偽地將這次圍攻打扮成學術辯論的模樣說：“欲談無佛，應設賓主，標其宗旨，辨其長短，來就佛理以屈佛理，則有佛之義既躓，神滅之論自行。”
所謂“設賓主”，是當時文論的一種題材，采用一問一答，具有極強的針對性，辯解與責難更為明確。
範縝沒有退縮，相反，他將之視為對方為自己所搭建的宣傳“神滅論”的一個影響更大的舞台，因而豪氣沛胸，鬥誌昂揚。
因此，他將《神滅論》修改為“設賓主”的一問一答文體，共設三十一個問答回環。《梁書·儒林列傳》中全文刊載的《神滅論》，即是他此時修改後的作品，《梁書》作者錯誤地將之說成是與蕭子良論辯時的產物。
他從“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立論，指出形體是精神的質體，精神是形體的作用，兩者不能分離。
繼之，他以“利之於刃”比喻“神之於形”，以“木之榮枯”及“絲”之變“縷”，比喻人之生死與精神的對立統一關係，辯證地認為人的生死，必是先生後死；木的榮枯，必是先榮後枯，順序不可顛倒，事物的變化有突變和漸變兩種形式，“有欻有漸，物之理也”。
值得指出的是，在範縝之前的此類爭論中，無神論者在人的形體與精神的關係上，始終沒有逃脫“薪盡火滅”、“燭滅脂盡”的狹隘指代範疇，範縝卻因其有著更為雄厚的自然科學知識做後盾，因而在論證中汲取了更多的自然素材。而這種取材類譬，無論從邏輯史上還是自然認識論高度上看，都有著極為嶄新的意義。
最後，他以“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指出佛教於政為害，於俗為蠹，在思想上是愚弄，在經濟上為墮遊，在國防上為失敗主義，在倫理上是棄親絕嗣，十分有害。
為了協助梁武帝贏得這場世紀之辯，相當於歐洲基督教中紅衣大主教身份的大僧正法雲，寫下《與王公朝貴書》，號召公卿大臣，朝野僧俗，一齊上陣，集體聲討這個異端。
一時應者雲集，前來響應、先後向範縝發難者有六十四人，共有七十五篇討伐範縝的文章。聲討範縝的強大聲浪隊伍中，就有當年在西邸中交遊的沈約，甚至還有與範縝一直交往甚密的從弟蕭琛。
這讓人想起上世紀五十年代，大陸學界狂轟濫炸，集體批判胡適的風潮。當時，遠在美國的胡先生麵對大陸報紙上連篇累牘的攻擊與謾罵，隻是在書房裏獨自苦笑。
麵前是以元首、重臣、名僧乃至好友組成的強大反對陣營，自己這方卻是形單影隻，煢煢孓立，孤立無援。但範縝沒有苦笑，也沒有退縮，更沒有膽怯，而是以平靜的鬥士形象，冷靜地出現在雙方力量對比十分懸殊的自己的辯席上，來進行這場純屬一個人麵對一個國家的戰爭。
他依問回答，據理力爭，深厚的自然科學認知，高超的明理思辨哲學基礎，加上卓越的邏輯水平與超凡的口才，使得他侃侃而談，應對自如。就連蕭琛都在他的《難神滅論序》中心悅誠服地說範縝“辯摧眾口，日服千人”。
麵對那些隻是扣以“背經”、“乖理”、“滅聖”、“離道”的生硬帽子，毫無名理價值的指責文章，他一概不屑回答，而隻對上書皇帝並得到梁武帝嘉許的東宮舍人曹思文的文章，條分縷析，針鋒相對，予以揭批。賓主往複詰辯兩個回合之後，曹思文自認服輸，他說自己“情思愚淺，無以折其鋒銳”。
範縝以一個勝利者的形象，最終出現在南梁的“神滅論”辯台上。
九。
這場辯論以範縝完勝收場。
值得深思的是，失敗的梁武帝沒有對勝利者惱羞成怒，也沒有敕令《神滅論》在全國禁行。對範縝的學術思想與人身，他均持以寬容的姿態，這使得範縝可以在國子博士官職上平靜走完他的最後人生。
於帝王身上，有這種氣量者的確罕見。
反過頭回望範縝，麵對以皇帝為主帥，集一國王公名流為對立陣營，在事關國家意識形態的重大思想路線問題上，卻一人獨立，固執己見，堅守孟子所說的：“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這又是一種何等的大無畏氣概？
在文人身上，有這種精神者非常少有。
他上承王充的無神論思想，接劉宋時代何承天反對因果報應說的餘緒，在佛教空前繁榮的南梁提出“神滅論”，無論辯論聲勢，還是造成的影響，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深度與高度，以及論辯中展示的邏輯嚴謹性，都遠遠超越了此前的所有唯物論者，在中國思想史與哲學史上，有著重要的裏程碑意義。
在佛教行將取代儒學的危難之際，是他拋開功名利祿，乃至個人性命，冒天下之大不韙，挺身而出，持理駁難，為枯槁的儒學保留了一方生機勃勃的綠茵。
因了他，進入隋唐的中國文化，才得以儒釋道三教並存。他的作用，很像被譽為“歐洲的良心”的法國思想啟蒙大師伏爾泰。
伏爾泰的心髒至今被保存在法國國家圖書館裏，上麵鐫刻著：這裏是我的心髒，但到處是我的精神。
範縝沒有這種待遇，但中國哲學史中始終散逸著他的理性之光。